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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江、浙贼氛炽，官绅告急书，日十至。援苏、援沪、援浙、援皖、援镇江，诏书叠下。公至祁门未十日，贼陷宁国；又数日，陷徽州。中国方用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尔沁王僧格林沁与战败绩，京师戒严，文宗狩热河，恭亲王留守。公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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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冬，贼大至，东陷婺源，西陷景德镇，围攻羊栈岭。吏士皆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公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来援。身在军中，意气自若，以诗古文为娱。其坚定不摇，率此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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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襄至江西，大破贼东平、浮梁间，公荐其可大用。十一年八月，公弟克安庆，捷未闻而文宗崩。穆宗立，年少，两宫太后训政。以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朝廷每有军国大议，咨而后行。国荃既克安庆，益令召募，付以江宁事。杭州再陷，公举文襄，付以浙江事。苏州之陷，贼迫上海，官绅来乞师，公举幕僚李文忠鸿章，付以江苏事，令至淮募八千人，公为定营制，选将官，名曰‘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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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公协办大学士。当是时，公驻安庆，居中调度。公弟忠襄公国荃，有直捣金陵之师；李文忠公鸿章，有援剿苏沪之师；杨勇悫载福、彭刚直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围攻庐州之师，李续宜有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有鲍超进攻宁国之师，张运兰防剿徽州之师，左文襄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公。此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防江北之师，冯子材守镇江之师，并奉旨统筹兼顾。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其秋，皖南、金陵军病疫，死亡山积。公惧大局决裂，忧甚，请简亲信大臣，分任重责。上不许，且慰劳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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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李世贤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国荃雨花台。拒战四十六日，解去。明年五月，水师克九洑州，长江肃清，江宁城围合。十月，李文忠克苏州。又明年二月，左文襄克杭州，国荃克江宁。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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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初立，屡诏保荐督抚大员。公奏：‘封疆将帅，天子举错之：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为然，凡为督抚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内轻外重之渐，兼杜树私植党之端。’太后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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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官军习气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公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万人一气，方可办贼。又以淮上风气强悍，宜别立一军；湘军利上山径险阻，驰驱平原非所长，用武十年，气亦稍衰，故练淮勇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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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剿捻之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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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截至平定洪、杨叛乱4之时，而剿除捻军及其他事件，则属于曾公晚年生活范畴，后文将作讲述。综观上文所述，我们对曾公平定洪、杨之乱的经过，应该能有大概了解。至于曾公在军营中的日常生活，《年谱》中曾有记载，现摘录数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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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在军终日凝然，奉牍书札，躬亲经理，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数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年谱》卷四——咸丰六年丙辰，公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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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黎明，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逸。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年谱》卷六——咸丰十年庚申，公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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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每日以吏事、军事、饷事、文事分条分时，以次清理，定为日课。”（《年谱》卷八——同治元年壬戌，公五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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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作为一介书生，原本对行军用武之道并不熟稔，所以初次出山，心中颇为疑惧。比如，致刘蓉信中，云：“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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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回复骆秉章信中，云：“侍十三夜接寄谕，知岷樵殉难，心绪万分作恶。侍所以办理一切，规模宜大，条理宜明者，意将交付此人。以渠为大帅，而以侍参酌其间，或有小补耳。今斯，人既亡，侍之精神、才力、度量、阅历四者，皆不可以为大帅，而浪得虚名。京师之人，以耳为目，动辄保奏侍出办军事，此事诚不知作何了局也！”（《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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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公之所以不顾一切，勇于担当重任，即是因为时局混乱，保卫家乡，义不容辞。曾公致信于欧阳牧云，云：“十五夜接张抚台来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胜骇叹。郭云仙亦于十五夜来我家，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弟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惧，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二十一日抵省。”（《家书》卷四——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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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叶君山在其所著《清朝全史》中，曾认为“湘军非勤王之师”，其中除举曾公所作《保守平安歌》《讨粤匪檄》之外，又举此书信作为论据。仔细推敲稻叶君山所言，确实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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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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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能够担当重任，平定巨乱，固然得益于其知人善任、集思广益，但良好严格的自我教育，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关于此方面，在对曾公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已略有提及。但为了解曾公此阶段的德行与学识起见，本人在此特地摘录《年谱》及曾公遗著中些许内容。其中，摘自《年谱》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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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为学，雅重礼典。国朝尚书徐公乾学《读礼通考》，秦文恭公蕙田更为《五礼通考》，二书皆公素所服膺。自上年奉讳家居以来，日取二书昕夕研校，读之数反。凡几筵奠祭，必参考古今，衷于至是而后已。”（《年谱》卷五——咸丰八年戊午，公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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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公编记江、浙、皖、闽各省府州县所属山川厄塞，逐日记注，以为常课。”（《年谱》卷五——咸丰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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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每日黎明即出巡视营墙，按期阅视操练，虽羽檄交驰，而不废书史。是月始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以见古文源流，略师桐城姚氏鼐之意而推广之。”（《年谱》卷六——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公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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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编《经史百家古文杂钞》成，又约选四十八篇以为简本。公寄书家中，名其所居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忧民为本。’”（《年谱》卷六——咸丰十年闰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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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公言：‘此十二语，当守以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以此免于尤悔耳。’（《年谱》卷八——同治元年壬戌，公五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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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日课于晡后披阅诗古文词，读诵经子一卷。时读《孟子》书，分四条编记：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年谱》卷九——同治二年癸亥，公五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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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编录训诂小记、雅训杂记，每日记录数则，以为常课。”（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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