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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辛酉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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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癸亥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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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到、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癸亥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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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忧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癸亥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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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孟子》，分类记出，写于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属，曰‘性道至言’；言取与出处之属，曰‘廉节大防’；言自况自许之属，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厉之属，曰：‘切己反求’。”（癸亥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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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而百处懈矣！”（甲子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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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甲子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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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念家中多故，纪泽儿病未全愈，心中焦虑之至。而天气阴雨作寒，恐伤麦收，又不知兵事之变态如何，弥觉忧皇，不能自宁。因集古人成语，作一联以自箴曰：‘强勉行道，庄敬日强。’上句箴余近有郁抑不平之气，不能强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懒散不振之气，不能庄敬以自奋。”（甲子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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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二字，尤觉相违，悚愧无已！”（甲子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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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自《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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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年来展转戎马，百无一成，老态日臻，深愧无以仰对良友。惟军中稍暇，尚亲书籍，不敢尽废故业；又乐近正士，喜闻迂直之言以自警。此二者尚颇兢业，冀不终为君子所弃。”（《书札》卷七——与陈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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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于四月之杪，奉命承乏两江。菲才薄德，本不足以有为，又值精力疲惫之后、大局溃坏之秋，深恐陨越，诒知己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迂拙。特是从军日久，资望弥深，虚名弥盛。旧交则散如落落之星，新知或视如岩岩之石。用是誉言日多，正言日寡。每一念及，悚怵无地。”（《书札》卷十一——复毛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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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自奉承两江之命，日夜悚惕，大惧陨越，诒知好羞。惟不敢存自是之心，不敢怀骛名之念，习劳耐苦，以冀少补钝拙。”（《书札》卷十二——致金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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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书札》卷十二——复陈俊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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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忝窃高位，兼窃重名，加以兄弟同时开府并握重兵，揽镜扪心，实无德以堪此。惟是夙夜惴惴，不敢因虚誉之横兼而自忘其丑，不敢因军事之偶利而自诩其能。以是冀免大戾，即以是常保本来之面目，以报微时之知交。”（《书札》卷二十二——致朱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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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来源于《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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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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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家书》卷七——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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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戢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家书》卷七——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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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做去，或者免于大戾。”（《家书》卷九——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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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辈所最宜畏惧敬慎者，第一则以方寸为严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又其次乃畏清议。”（《家书》卷九——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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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云：“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家书》卷九——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弟书）仔细研究曾公此阶段的自我教育，如勤学，如好问，如戒骄，如慎独，归根结底，不外乎“明”“强”二字。而曾公之所以能够担当国家重任，大概正是因为对此二字的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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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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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见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所以此阶段，除自我教育外，关于其幕府宾僚，亦有大量事实值得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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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于此方面，记述最为翔实，并且十分系统的人，当推无锡人薛福成。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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