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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变乱尚未平定，深知责无旁贷，所以激奋慷慨之情，溢于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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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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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精诚能破石，熏天事业不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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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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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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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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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沸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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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扶元气回阳九，各放光明照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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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李迂辛杂嘲谑，箕张牛奋总安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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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怜何逊今漂泊，望断寒云暮霭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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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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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皇帝驾崩；八月，胡林翼逝世。对此变故，曾公伤心至极，于致李续宜信中，云：“国藩自闻国恤，独居惨栗，惄焉如捣，重以润帅沦谢，惘惘如有所矣。”（《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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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镇之役，曾公三弟国华战死沙场。同治元年，曾公五弟贞干（原名国葆）于军营中病亡。而曾公叔父曾骥云亦于咸丰十年逝世。不仅家中变故连连，而且时局动荡，纷扰不断；所以，虽然当时将沿江各个失地陆续收复，但曾公心中依旧忧多于喜。曾公致信于朱尧阶，云：“数年以来，忧喜情怀，错见互出。家庭骨肉之间，叔父暨一姊二弟，先后沦逝。疆场干戈之地，虽沿江城邑，次第克复，而贼数仍不少减。重以西人深入内地，实逼处此，逆回炽于秦中，有苗叛于淮上，观其气象，均非仓卒所能戡定。即发逆老巢，或能幸克，亦将变为流寇，诒祸南服。故可喜之端无几，而可忧虑者，千绪环生，不知所届，所幸贱躯粗适，齿牙初脱，两目眵昏，此外别无所苦。”（《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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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曾公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因互争江西厘金，发生争执。之后，虽然“户部议以江西牙厘之半，拨归金陵、皖南大营，以其半留供本省之饷”，但“公以是时金陵未克，江西流寇复盛，统军甚多，需饷甚巨，既恐饷匮以致军事决裂，又以握兵符掌利权为时所忌，遂有功遂身退之志矣”。（引语见《年谱》卷九）由此可见，当时曾公内心不甚舒畅。同治三年，收复金陵，大功告成，曾公于“欣喜之余翻增焦灼”。因为“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全无货财，实在意计之外”，而“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其余百绪繁兴”，致使“左支右绌”。（引语见《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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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身居军营，军务倥偬，闲暇甚少，因此于回复吴子序的信中，云：“弟入夏以来，公事日多，久荒书籍，道味日减。”（《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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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胡林翼信函时，云：“国藩久不开卷，近日苦雨无憀，略一翻阅，都无意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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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于《日记》中，云：“日来心绪总觉不自在，殆孔子所谓‘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也！军中乃争权挈势之场，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己未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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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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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军务繁杂缺少闲暇，所以曾公此时最爱闲适之诗。而陶潜、谢眺、苏轼、陆游的诗作，多含闲适之趣，因此甚为曾公所热衷。“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眺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日记》——壬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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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曾公不仅喜读闲适之诗，而且喜交旷达之友。比如，曾公云：“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日记》——庚申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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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日记》——庚申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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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如此，则是因为了解自身仍怀追求虚名、争强好胜之心，而欲借外物加以矫正。曾公曾云：“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家花满蹊’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何其小也！沉吟玩味久之。”（《日记》——己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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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日记》——庚申四月）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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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深知“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见前文），所以自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已“无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见前文），且不喜高深言论。曾公于回复胡林翼的信中云：“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书札》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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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仅喜好庸言庸行，曾公于《批杨芊庵禀》中，曾解释道：“凡道理不宜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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