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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深知“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见前文），所以自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已“无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见前文），且不喜高深言论。曾公于回复胡林翼的信中云：“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书札》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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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仅喜好庸言庸行，曾公于《批杨芊庵禀》中，曾解释道：“凡道理不宜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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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喜好闲适淡远之诗，但同时亦喜好雄奇瑰丽之文。曾公回复吴敏树的信中，云：“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书札》卷九）即其例证。究其缘故，大概是由于曾公生性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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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爱雄奇之意境，亦好淡远之风趣，曾公不仅对诗文如此，对书法亦是如此。比如，曾公曾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日记》——辛酉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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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身居军营，颇爱书法。对此，曾公于《日记》有所提及，如：“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梓匠之规矩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于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己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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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衡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辛酉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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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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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练字一页，“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由此可见，学习应当持之以恒。而曾公书法之所以大有长进，即得益于此。曾公于《日记》中记道：“日内作书，常有长进，盖以每日不间断之故。”（辛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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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之中，曾公不仅坚持每日练字，而且下围棋、读书、写日记，均少有中断。梁启超曾云：“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数条，读书数页，围棋一局。”（见《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十三《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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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所言未免过于绝对，但结合曾公所写日记来看，与事实亦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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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即为曾公军中日常生活。为使诸位了解当时曾公的日常工作，再录《日记》两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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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壬戌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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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癸亥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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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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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咸丰八年以后，身体不甚强健，精神亦日渐衰颓。其在《日记》中云：“习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盖受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读书学道，志亢而力不副，论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己未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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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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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抑，不无闷损。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庶几等一溉于汤世也！”（己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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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细思近日之所以衰颓，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围棋太多，读书太久，目光昏涩，精神因之愈困也！嗣后当戒围棋，即看书亦宜少减，每日静坐时许，以资调摄。”（癸亥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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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亦云：“开岁以来，满拟甲子景运，扫除氛祲，不意苏、浙之逆，萃于江西，秦、豫之贼，盛于江北，世变相寻，乃未知所终极！而贱驱孱弱，颓然如八九十人，万无可肩此巨任之理。”（《书札》卷二十四）正是因为十分了解自身状况，且调养得法，所以曾公依旧能够担当重任，并最终获得成功。曾公曾云：“余自三十时，即不能多说话，至数十句，便气不接续，神尤困倦。今已三十余年，故态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体之强弱，千态万变，未可以一事之偶强而遽信为寿征，一事之偶弱而遽信为败征也。”（《日记》——壬戌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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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能够“故态不改，亦不加甚”，即得益于调养得法。若非如此，先天体质本就薄弱，再加上日理万机，忧心劳体，岂能长久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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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注意保养身心，但依旧不改其刚直秉性。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曾公致信于其弟国荃，云：“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偶拂，遽尔摧沮。”（《家书》卷六）即其明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曾公作“勉强行道，庄敬日强”一联以自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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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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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统领军队以来，虽时常练字，但所作诗文均不甚多。至于其原因，可见曾公回复吴敏树的信函之中：“国藩自癸丑以来，久荒文字。去岁及今兹，作得十余首，都不称意。……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近乃平浅，无可惊喜。一则精神耗竭，不克穷探幽险；一则军中卒卒少闲适之味，诗则八年不作。今岁谨作次韵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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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常文艺生活，曾公在其他信函中，亦偶尔有所提及。其中，致李竹浯与致刘蓉的信件，前文已有相关引述，此处摘录致欧阳兆熊的信：“弟年来在军，亦未废学，惟为文绝少。闲作奏疏书牍，放笔为之，都不称意。每念老境侵寻，百无一就，中夕增欷！”（《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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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致朱伯韩的信中云：“国藩在军数年，未敢废学。惟诗古文芜废日久，又以公牍文字所累，手腕浮滑，去古弥远，用为内疚！”（《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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