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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在咸丰十年庚申二月的记事中，云：“公每日黎明即出巡视营墙，按期阅视操练，虽羽檄交驰，而不废书史。是月始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以见古文源流，略师桐城姚氏鼐之意而推广之。”（《年谱》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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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年闰三月的记事中，《年谱》又云：“二十二日编《经史百家古文杂钞》成，又约选四十八篇以为简本。”（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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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于古文研究方面下有很大工夫，所以曾公十分自信，并打算将其作为终身事业。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于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毕力于此。匪特世务相扰，时有未间，亦实志有未专也。此后精力虽衰，官事虽烦，仍当笃志斯文，以卒吾业。”（辛酉正月）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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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诗歌方面，曾公于咸丰元年，便已将《十八家诗钞》编著完毕。而此阶段中，曾公则精益求精，专门研读某几个诗人的作品。如曾公所云：“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眺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日记》——壬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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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公之所以将《经史百家杂钞》另外编成简本——《经史百家简编》，大概亦是因为追求简约，以便专攻某些文章。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宜另钞小册，选文五十首钞之，朝夕讽诵，庶为守约之道。”（庚申闰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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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博而后能约，若前期没有广泛涉猎，此时怎能做到精简专攻？曾公此阶段，无论研究诗歌还是研究古文，均遵守简约的原则，其能够熟读的诗文，虽然数量不多，但皆是通过甄别、权衡，从大量诗文当中择取而来。可见曾公前期所读诗文相当博杂。所以说，曾公此阶段虽然诗文创作不多，但阅读量却十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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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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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阶段的生活，虽然以军事为主，以文艺为辅，但对政治亦非常关注。咸丰十年四月之前，曾公专门管理军务，与地方官员之间，尚有主客之分，所以虽然想干预政治，但时时受到牵制。而自咸丰十年四月始，曾公兼任两江总督，从此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再不受人牵制。曾公在回复侍郎黄莘农的信中，云：“侍以地方之任，兼带湘、楚之兵，事权归一，毫无掣肘之处。”（《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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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年谱》亦云：“公治军八载，转战两湖、江、皖等省，与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势。至是兼任疆圻，百务填委。乃以安庆水次为老营，设立行署，奏派大员总理地方文卷，札委银钱所、军械所、发审所各员弁，刊发营制营规，训饬各营将领士卒，刊发《居官要语》一编，训饬僚吏，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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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晓谕江南士民，凡六条。其一，禁官民奢侈之习。谓吴中民俗好善，而遭祸之故，由于繁华。其二，令绅民保举人才。以两江之才，平两江之乱。其三，安插流徙。凡衣冠右族、经生大儒与殉难死事之家，均令地方官加意存恤，贫乏者给予口食之资。其四，求闻己过，凡己之过失与军中各弊端，许据实直告。其五，旌表节义。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员采访，建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其六，禁止办团。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未闻守城杀贼之功，徒有敛费扰民之害。自后非其地非其人，毋得擅自举办。其从前各处练丁支领口粮者，概予裁撤。又出示晓谕军营兵勇，严禁骚扰。三令五申，词极剀切。接见守令各员，教之以廉静为体，以善听断为用。虽军事倥偬之时，而条理秩然不紊矣。”（《年谱》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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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公胞弟国荃收复安庆，曾公随之而来，安抚安徽百姓。当时具体情况，《年谱》中有详细记载，如：“安庆复后，公至省城，招徕士人，修葺敬敷书院。每月按期课试，校阅文艺，其优等者捐廉以奖之，于嘉惠寒士之中，寓识拔才俊之意，皖中人士，莫不感奋。公札司道设立善后局，安抚遗黎，清查保甲，刊发《劝诫浅语》十六条，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子弹各局，委员司之。又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委员查核民田，分别荒熟，其已垦者暂令按亩出钱四百文以助军饷，谓之抵征。除日派忠义局委员协同街团绅士，施放钱米，以赈饥民。”（《年谱》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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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时皖省印委各务，悬缺以待人，乏员差委。公定以每日接见州县佐杂三人，与之久谈，而训之以吏治。”（《年谱》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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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皖南各县尚未收复之时，当地情景悲惨至极，曾公对此万分焦虑。《年谱》中云：“皖南之地，经乱最久，人相食者数月。”闻之，愀然自咎。尝曰：“乱世而当大任，人生之至不幸也！”（《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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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皖南各县陆续收复之后，曾公便立刻采取行动，救济民生，繁荣农村。《年谱》云：“皖南经乱，凋残特甚。收复后，公亟派员散赈贫民，每县筹银数千两，采买耕牛耔种，颁给乡农。民大感悦，流亡渐复。”（《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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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注重治标，繁荣农村经济，而且注意治本，提倡文化事业。比如，同治三年四月，曾国在安庆设立书局，刊印书籍。对于此事，《年谱》中有记载：“四月初三日，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江南、浙江，自宋以来，为文学之邦。绅士家多藏书，其镂板甚精，经兵燹后，书籍荡然。公招徕剞劂之工，在安庆设局，以次刊刻经史各种，延请绩学之士汪士铎、莫友芝、刘毓松、张文虎等分任校勘。”（《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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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审理案件，曾公亦非常慎重。在此仅举《年谱》中一条为例：“二十八日，核定石昌猷案卷。江西道员周汝筠禀讦石昌猷袒匪杀良一案，卷宗繁委。公亲讯数次，委藩司马新贻、臬司何璟、道员勒方琦与奏委之郎中孙尚绂反复研鞫，至是定案拟结。”（《年谱》卷九——同治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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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收复金陵。“二十四日公由安庆登舟，由火轮船驶赴下游，泊采石矶。二十五日抵金陵大营，见诸将领，慰劳之。亲讯贼酋李秀成，札委员弁访求咸丰三年城陷时殉难员绅遗骨。”至于“善后事宜”，“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以及“巡视江南贡院，委员修葺，出示晓谕士民复业，核定金陵房屋章程”，曾公依次办理。（引语见《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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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陵尚未收复之时，因为战争持续时间太长，粮饷消耗巨大，曾公为争取江西省的厘金，而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产生冲突。待金陵收复之后，曾公又因为在奏疏中声称乱贼已被全部歼灭，而与左宗棠发生争执。但就整体而言，曾公所获的赞誉多于埋怨。所以，曾公给郭嵩焘的回信中，云：“自金陵克复，湖州、广德相继而下。耳中所闻，无非吉语；纸上所见，无非谀词。”（《书札》卷二十四）由此可见，曾公当时的功绩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因此所到之处，无不被人赞扬与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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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对于为政之道，曾公亦确实有所认识。其具体情形，应当作为曾公政治思想的内容来评述。此处为举一反三，特摘录曾公《日记》中数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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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日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日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鼎折足，复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方望溪言‘汉文帝之为君，时时有谦让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于不胜之义者乎？孟子谓‘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其有得于惟恐不终之义者乎？”（庚申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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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之道，以四者为最要：一曰习劳苦以尽职；一曰崇俭约以养廉；一曰勤学问以广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绅士之道，以四者为要：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一曰崇廉让以奉公；一日禁大言以务实；一曰扩才识以待用。”（辛酉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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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辛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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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风气，依乎督司抚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俗为转移者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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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谘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壬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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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壬戌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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