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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壬戌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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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叙述，我们足以对曾公此阶段的为政原则以及政治实施情形，有一清晰认识。此阶段中，曾公参与政治的时间仅为四五年，但其政绩却颇为可观，且其为政原则亦切实可行。也许正是因为其为政原则切中要害，且能够付诸实施，所以方能对人对事处理得当，移风易俗合乎道理，从而取得如此卓越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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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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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阶段中，感觉最为困难之事，莫过于筹集军饷。曾公领兵初期，曾致信于省城司道，云：“弟所虑者，不在外援之太少，而在粮饷之难继；不虑新勇之不集，而在乌合之易溃。”（《书札》卷三）而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又云：“仆在此调兵筹饷，艰难委曲，有非笔墨所能罄者。”（《书札》卷六）其筹集军饷之困难，令人有如亲眼目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饷的来源，不外乎兵部拨发、邻省接济、百姓捐献三种方式，但“部拨、邻济、民捐三者，俱无可恃，虽有能者，且将阁笔”。（引语见曾公回复严仙舫的信函中——《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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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筹集军饷的情形，王闿运《湘军志》中有详细叙述。如：“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因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所指。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弊滋大，害于风俗。”（见《湘军志》之《筹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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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捐输为何不宜进行，王闿运亦有提及。如：“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恳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同上）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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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捐输措施实施不久，清政府即明令废止。捐输固然难以推行，但对军需确实有所帮助，因此王闿运又云：“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过二十万。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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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领兵初期，其军饷几乎全部来自捐输，后来方才开始征收厘金。曾公于咸丰五年十一月初四，致信于其弟，详细论及此事，曰：“黄莘农先生今年为我军办理捐输，已解银六十余万，未收者尚有二十余万。水陆兵勇，自入江西境内，已用口粮百余万。此项捐款，实为大宗。目下捐款将次用毕，莘翁又接办盐务。盐务之可以筹饷者，有二端：一则四月间奏请浙盐三万引，现在陆续运行，大约除成本外，可获净利十万两；一则于江西饶州、吴城、万安、新城四处设卡，私盐过境，酌抽课税，大约每月可得银万余两。若此两举刻期办齐，则明年军饷，竟可无虑。”（《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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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楚军在江西境内，每月需饷六万有奇，而入款约有三端：一曰拨用漕折；二曰督办捐输；三曰借运浙盐”，但当时正值“贼匪大势全注江西，漕折难以催征，捐输不能措办，盐引无处稍售，来源俱竭，有坐困之势”，所以楚军军饷，除由邻省接济外，几乎全部依靠征收厘金得以维持。（引语见《年谱》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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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厘金的起源、曾公征收厘金的情形，以及厘金对军需的巨大帮助，王闿运《湘军志》中均有讲述。如：“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者。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见《湘军志》之《筹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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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湘军起贫苦，困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盐司，得总督协济。”（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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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制度实施初期，曾遭遇重重阻碍。之后，曾公担任两江总督，提议将湖南厘金税率增加十分之三，几经挫折后，方才得以实行。关于此事，王闿运《湘军志》中有记载：“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诃索，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官家人姻戚仆从，多被稽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恽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炮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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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曾公为争取江西厘金以满足军饷之需，与沈葆桢发生不和。第二年，收复金陵，因为大功告成，曾公立即上疏请求免除湖南的东饷。关于此事，王闿运曾作简要叙述，如：“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乃报巡抚。沈葆桢大怒，谩词诋锦青，国藩不能堪，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朝廷为发上海税银三十万供曾军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宁，首疏奏免湖南东饷，诸厘局亦频奉诏裁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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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厘金之外，还有一项军饷来源，即漕折银两。至于此事的原委，《湘军志》中有详细交代：“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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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担任两江总督时，向朝廷请求调拨江西省的漕折银两，以供给安徽、金陵驻防军的饷银，但亦被沈葆桢上奏阻止。此事《年谱》当中有记载，如：“公之初任两江也，奏拨江西漕折银两，以供徽、宁防军之饷。至是沈公葆桢奏留供江西本省防军，经户部议准。公既失此巨款，于是筹饷之请，词气迫切，而请简大臣，以分责任之疏，已三上矣。”（《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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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争夺江西厘金之事，《年谱》中亦有叙述，可以与王闿运的说法相对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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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贼势日众，沈公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厘金，专充本省之饷。户部议准。公接户部咨文，深忧之。”（《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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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公既上江西牙厘一疏，词气抗厉，于是沈公葆桢，亦奏请开缺。诏慰留之。户部议以江西牙厘之半，拨归金陵、皖南大营，以其半留供本省之饷。公以是时金陵未克，江西流寇复盛，需饷甚巨，既恐饷匮以至军事决裂，又以握兵符、掌利权为时所忌，遂有功遂身退之志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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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可大致了解曾公当年筹集军饷的情形。至于其私人经济方面，早在领兵初期，即发誓“不爱钱，不惜死”，而等到官居将相，依旧能够廉洁自律，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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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领兵初期，刘蓉曾致信于曾公，对其称赞道：“颂执事之贤者，曰其廉可师；明执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国。虽执事之自许也亦然，曰‘不爱钱，不惜死’。壮哉言乎！”（《养晦堂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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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曾公在致其子纪鸿的信中，写道：“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家训》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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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曾公致信于其弟，亦有恳切之言：“余在外未付银钱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今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家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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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料足以说明，曾公身处军营之时，丝毫不追求个人享受。如此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较之于营私舞弊、损国害民、一心贪图个人安逸之徒，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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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的生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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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即是曾公此阶段生活的大致情形。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曾公此阶段生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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