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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阶段，无论德行还是学识，均有极大进步。因为曾公身居军营，除军事危急以至于废寝忘食之外，一有闲暇，即阅览书籍，且能以“厚”“实”自律，“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曾公的德行与学问，其进步可谓“日新又新”。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曾公推崇孟子所谓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并身体力行。正如曾公所言：“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由此达到至善，“庶几可为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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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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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据薛福成所言，已达八十余人。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曾公“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但主要则是因为曾公“有驾乎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薛氏云：“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艰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闑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由此可见，曾公“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自有其原因。至于寄身于曾公幕府、协助曾公带兵作战、与曾公休戚相关者，大有人在。而他们几乎“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可见其中受曾公影响与影响曾公的人，亦应当不少。《孟子》一书当中，曾公唯独信服“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二句，大概是对此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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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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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虽然曾公的足迹未出长江流域；然而，因为军事形势变幻无常，曾公对各地的山川要塞、民情利弊，均时刻关注，甚至“逐日记注，以为日课”，所以对沿江各省的熟悉程度，要比以往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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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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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从带兵之后，著书立说的热情有所下降，因为既然立志讨伐乱贼，便无暇顾及前者。咸丰八年重新出山，虽然因为“意存趋时”而“风力日弱”，但经友人的规劝之后，立即恢复本来的个性，“不妄悦人”。其勇于悔改的精神，十分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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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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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阶段，“忧喜情怀，错见互出”。金陵尚未收复之时，曾公当然是“可喜之端无几，而可忧虑者，千绪环生，不知所届”。等到金陵已被收复，大功告成，曾公则“欣喜之余，翻增焦灼”。可见，曾公此阶段中，忧多于喜。古诗云：“沉忧令人老。”曾公当时“年未五十”，然而“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究其原因，大概即是忧多于喜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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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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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军营当中极少闲暇，容易心情苦闷，所以既喜爱吟诵闲适之诗，又喜爱结交旷达之人。此种表现合乎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但阅读诗文时喜欢雄奇之风，而与人交谈时厌恶高深之论，却看似十分矛盾。莫非是因为文章要能够流传后世，而言论必须基于事实，所以曾公有此两个性质相反的爱好？抑或是因为喜爱雄奇文章缘于曾公本性，而憎恶高深言论则缘于人生阅历？此为一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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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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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既能“以吏事、军事、饷事、文事分条分时，以次清理，定为日课”，又能在起居饮食方面“按时按刻，各有常度”，可见其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如此科学合理的生活习惯，不但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又有益于身心健康，十分值得我们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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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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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三十岁始，体质便不十分强健，而于此阶段中，虽遭遇无数艰辛，忧思萦怀，却能够“故态不改，亦不加甚”，倘若不是保养得法，怎能如此？但曾公的身体素质，终究有所下降。根据曾公所言“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便可以想象当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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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身体不再强健，但精神仍旧非常旺盛。曾公曾云：“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其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跃然纸上。倘若不是立志发奋成就伟业，怎么能够如此？梁启超评价曾公：“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见《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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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我认为可用“事功”二字概括之。咸丰八年，曾公云：“仆此次在外，无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可见，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八年，曾公凡事皆求成功，此毋需讳言。然而，自咸丰八年重新出山至收复金陵，此段时间，难道曾公果真不再存“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以我之见，未必如此。曾公在军事方面，提出兵分三路的作战方针；在吏治方面，“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在军饷筹集方面，唯“恐饷匮以至军事决裂”；在文学研究方面，《经史百家杂钞》编纂完成，并作简本，以“备简练揣摩之用”。其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事求可功求成”，岂有其他？岂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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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治学，孜孜不倦；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意志坚定，百折不挠；情绪变换，时忧时喜；言论务实，厌恶高深之论；生活规律，习惯科学合理；重视保养身体；时时振作精神。以上种种，无一不与“事功”有密切关系。所以，说“事功”为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的确再恰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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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将“事功”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各种行动才能如同百川归海一般，不约而同朝一个目标努力，而最终必将水到渠成，成功是自然而然的事。《易经》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左传》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以上对曾公此阶段生活的深入探讨，我们若欲在事业方面有所建树，应当已经知道该如何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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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章 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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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同治三年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即受命剿除捻军之乱。但因剿捻失败而请辞，一次担任直隶总督，两次担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于两江总督任上逝世。所以，曾公的晚年生活，起初为军营生活，后期则为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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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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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讲述曾公的军营生活。曾公此次领兵，目的在于围剿捻军。其中经过，长洲人朱孔彰的叙述颇为详细：“捻匪者，始于山东游民相聚。其后河南之光、固；安徽之颍、亳；江淮之淮、徐，群盗剽窃，胁纵愈众，有马数万，蹂躏千里。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皆善战。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王移师攻讨，亦不能大创之。四年四月，公闻王轻骑追贼，步兵弗能从，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将军。’将密陈于上，止之，而王已败没曹州。上闻，立召公引兵赴山东，直、东、豫三省绿营，各营地方文武，节制如僧王。公复陈：‘目下情形，万难迅速：一、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调刘铭传及刘松山各军，尚不敷剿办，当另募徐州勇，期以数月训练成军；二、直隶另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只宜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山东只能办徐、淮、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颍、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责之督办，其余责成本省督抚，则汛地各有专属，军务渐有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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