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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阶段,无论德行还是学识,均有极大进步。因为曾公身居军营,除军事危急以至于废寝忘食之外,一有闲暇,即阅览书籍,且能以“厚”“实”自律,“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曾公的德行与学问,其进步可谓“日新又新”。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曾公推崇孟子所谓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并身体力行。正如曾公所言:“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由此达到至善,“庶几可为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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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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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据薛福成所言,已达八十余人。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曾公“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但主要则是因为曾公“有驾乎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薛氏云:“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艰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闑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由此可见,曾公“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自有其原因。至于寄身于曾公幕府、协助曾公带兵作战、与曾公休戚相关者,大有人在。而他们几乎“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可见其中受曾公影响与影响曾公的人,亦应当不少。《孟子》一书当中,曾公唯独信服“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二句,大概是对此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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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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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虽然曾公的足迹未出长江流域;然而,因为军事形势变幻无常,曾公对各地的山川要塞、民情利弊,均时刻关注,甚至“逐日记注,以为日课”,所以对沿江各省的熟悉程度,要比以往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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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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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从带兵之后,著书立说的热情有所下降,因为既然立志讨伐乱贼,便无暇顾及前者。咸丰八年重新出山,虽然因为“意存趋时”而“风力日弱”,但经友人的规劝之后,立即恢复本来的个性,“不妄悦人”。其勇于悔改的精神,十分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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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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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阶段,“忧喜情怀,错见互出”。金陵尚未收复之时,曾公当然是“可喜之端无几,而可忧虑者,千绪环生,不知所届”。等到金陵已被收复,大功告成,曾公则“欣喜之余,翻增焦灼”。可见,曾公此阶段中,忧多于喜。古诗云:“沉忧令人老。”曾公当时“年未五十”,然而“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究其原因,大概即是忧多于喜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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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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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军营当中极少闲暇,容易心情苦闷,所以既喜爱吟诵闲适之诗,又喜爱结交旷达之人。此种表现合乎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但阅读诗文时喜欢雄奇之风,而与人交谈时厌恶高深之论,却看似十分矛盾。莫非是因为文章要能够流传后世,而言论必须基于事实,所以曾公有此两个性质相反的爱好?抑或是因为喜爱雄奇文章缘于曾公本性,而憎恶高深言论则缘于人生阅历?此为一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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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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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既能“以吏事、军事、饷事、文事分条分时,以次清理,定为日课”,又能在起居饮食方面“按时按刻,各有常度”,可见其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如此科学合理的生活习惯,不但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又有益于身心健康,十分值得我们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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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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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三十岁始,体质便不十分强健,而于此阶段中,虽遭遇无数艰辛,忧思萦怀,却能够“故态不改,亦不加甚”,倘若不是保养得法,怎能如此?但曾公的身体素质,终究有所下降。根据曾公所言“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便可以想象当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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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身体不再强健,但精神仍旧非常旺盛。曾公曾云:“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其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跃然纸上。倘若不是立志发奋成就伟业,怎么能够如此?梁启超评价曾公:“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见《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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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我认为可用“事功”二字概括之。咸丰八年,曾公云:“仆此次在外,无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可见,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八年,曾公凡事皆求成功,此毋需讳言。然而,自咸丰八年重新出山至收复金陵,此段时间,难道曾公果真不再存“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以我之见,未必如此。曾公在军事方面,提出兵分三路的作战方针;在吏治方面,“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在军饷筹集方面,唯“恐饷匮以至军事决裂”;在文学研究方面,《经史百家杂钞》编纂完成,并作简本,以“备简练揣摩之用”。其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事求可功求成”,岂有其他?岂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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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治学,孜孜不倦;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意志坚定,百折不挠;情绪变换,时忧时喜;言论务实,厌恶高深之论;生活规律,习惯科学合理;重视保养身体;时时振作精神。以上种种,无一不与“事功”有密切关系。所以,说“事功”为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的确再恰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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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将“事功”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各种行动才能如同百川归海一般,不约而同朝一个目标努力,而最终必将水到渠成,成功是自然而然的事。《易经》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左传》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以上对曾公此阶段生活的深入探讨,我们若欲在事业方面有所建树,应当已经知道该如何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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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章 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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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同治三年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即受命剿除捻军之乱。但因剿捻失败而请辞,一次担任直隶总督,两次担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于两江总督任上逝世。所以,曾公的晚年生活,起初为军营生活,后期则为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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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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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讲述曾公的军营生活。曾公此次领兵,目的在于围剿捻军。其中经过,长洲人朱孔彰的叙述颇为详细:“捻匪者,始于山东游民相聚。其后河南之光、固;安徽之颍、亳;江淮之淮、徐,群盗剽窃,胁纵愈众,有马数万,蹂躏千里。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皆善战。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王移师攻讨,亦不能大创之。四年四月,公闻王轻骑追贼,步兵弗能从,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将军。’将密陈于上,止之,而王已败没曹州。上闻,立召公引兵赴山东,直、东、豫三省绿营,各营地方文武,节制如僧王。公复陈:‘目下情形,万难迅速:一、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调刘铭传及刘松山各军,尚不敷剿办,当另募徐州勇,期以数月训练成军;二、直隶另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只宜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山东只能办徐、淮、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颍、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责之督办,其余责成本省督抚,则汛地各有专属,军务渐有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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