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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个性差异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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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涵义，大致如上所述，现在我们讨论个别差异的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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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性与个别差异的区别，余家菊曾认为，个性为Individuality，而个别差异为Individual Difference，并谓：“个别的差异，专表明一个人与别人（或寻常标准）不同的诸种品质之总和，个性专表明一个成熟的人格在反应环境中所表示的与人不同的有系统的性向。”（见《个性与学程编制》）其实，个别差异，即是个性差异，既然为个人特有的诸种品质的总和，自然与个性无很大区别，根据上节所论述的个性的涵义，非常容易理解。余氏曾云：“考个性之成因，有遗传的与环境的两种势力，吾人因而分个别的差异为生成的与后天的两种。”（同上）其所谓个别差异，与通常所讲的个性，几乎是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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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差异的产生原因，确实如余氏所言，一为遗传，一为环境。但亦有与此不同的观点。比如，由舒新城所译的桑戴克的《个性论》，其中云：“两性，远祖或种族，近祖或家族，生长或成熟，以及活动于人之禀质上的环境势力，对于解释某人之所以为某人的论证都有所贡献。”范寿康的《个性教育》、朱君毅的《教育心理学大纲》，均继承桑戴克的观点，认为个性差异的产生原因约有五种。唯有廖世承所编的《教育心理学》，认为个别差异的产生原因包括遗传、环境与训练。但在某种解释下，廖世承亦承认可将训练并入遗传与环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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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在谈及个别差异的产生原因时，一般认为是遗传和环境。无论是由性别、人种与祖先所造成的个性差别，还是由发育过程与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个性差别，均与遗传及环境有关。桑戴克曾云：“在同时代、同国家、同社会状况之中，各人差异的特征大半为原始禀质所决定，直接由个人所由发育之原生细胞所决定，间接由他所自出之祖先遗传所决定。有极大的力量选择及避免社会环境势力、教育环境势力的人，他们的基本能力与思想，大半在未生以前即已决定。教育在知识——观念的特殊联合——上与技能——行动的特殊联合——上的势力较大。至于教育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如一千九百年与一千七百年、英国与中国、奴隶与自由的各种差别，其力更强。”（见《个性论》）由此可见，个性差异的产生原因，不外乎遗传与环境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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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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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阐述完个性的涵义与个别差异的产生原因，现在我们进一步讲述曾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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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智力方面而言，虽颇为迟钝笨拙，但终究属于中等水平。此在其家世中已略有提及。胡哲敷在《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中，论及曾公的才智时，亦云：“曾国藩的才质，并不能算是聪秀。老实点说，他的确是一位很拙钝的学者，不但在他的《日记》《家书》中间，常常发现他自己说他是天性鲁钝，就纵或他自己不说吧，我们只要看他修己、治人、齐家、读书诸事，凡无一处不见得他鲁钝或拘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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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其所作《五箴》中，亦称自己为中材。根据曾公作诗歌、文章时以摘录十八家诗与经史百家为基础，即可知曾公并非天才之辈，但亦非低智商之人。曾公知道自己鲁钝，于是专心踏实做学问，最终因勤学好问、自我勉励，而使自身学问达到至高境界。此绝非平常之人所能做到。《中庸》云：“好学近乎智。”董仲舒亦云：“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曾公是极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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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意志方面而言，十分倔强。此在曾公家世中亦有提及。龙梦荪作《曾文正公学案》，序言中称曾公“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将曾公的坚强意志刻画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意志坚强，历经无数险阻而毫不屈服，不为短时利益而停滞不前，所以曾公最终才能获得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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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情感方面而言，富有同情心，且能上升为仁爱。曾公自四川差事结束之后，返回京师，然后往家中寄钱以馈赠族人与姻亲，此详细内容在讲述曾公的京官生活时已有提及，即是曾公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曾公带领军队之后，其各位胞弟及友人亦称曾公“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此可见于曾公《家书》当中。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曾公致信于诸位胞弟，云：“沅弟言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时，亦常说及。近日友人爱我者，人人说及。无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家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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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换言之，即“仁爱”乃源于自身天性。后来，因为军事形势日益严重，曾公为平定乱贼，曾经杀掉不少人，而且得一绰号“曾剃头”。此乃是局势所迫，并非曾公本性使然。曾公回复李筱泉的信中，云：“生用法从严，非漫无条律，一师屠伯之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愧、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书札》卷二）推敲话中含意，可知曾公绝非冷酷无情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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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品格方面而言，最明显的特点即是忠诚，但有时亦能见机行事。曾公崇尚忠诚，所作《湘乡昭忠祠记》中将此表露无遗。另外，薛福成所作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文，更能展现出曾公忠诚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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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写道：“……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遂欲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庸庵笔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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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又写道：“……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勒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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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曾公在为人处世上，一贯秉持忠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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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崇尚忠诚，但有时亦能见机行事，并非古板之人。《水窗春呓》中记载有曾公的一则轶事：“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何如？’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乃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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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态度方面而言，一般十分严肃，但在严肃之中，亦时时蕴含幽默。最好的例证，即是《庚子西狩丛谈》中李鸿章对曾公日常生活的讲述。比如：“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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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谦虚宽容，如勤奋有恒，亦是曾公所具备的良好个性。胡哲敷云：“大抵‘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他尝说：‘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见《杂著·气节傲》）又曰：‘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见《日记》）即此数语，可见得曾公气度之一般了。”（见《曾国藩治学方法》）胡氏所言，亦是有根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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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大致如上文所述，至于其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如何，其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的关系又如何，似乎均有探讨的价值。下面就来依次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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