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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在谈及个别差异的产生原因时，一般认为是遗传和环境。无论是由性别、人种与祖先所造成的个性差别，还是由发育过程与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个性差别，均与遗传及环境有关。桑戴克曾云：“在同时代、同国家、同社会状况之中，各人差异的特征大半为原始禀质所决定，直接由个人所由发育之原生细胞所决定，间接由他所自出之祖先遗传所决定。有极大的力量选择及避免社会环境势力、教育环境势力的人，他们的基本能力与思想，大半在未生以前即已决定。教育在知识——观念的特殊联合——上与技能——行动的特殊联合——上的势力较大。至于教育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如一千九百年与一千七百年、英国与中国、奴隶与自由的各种差别，其力更强。”（见《个性论》）由此可见，个性差异的产生原因，不外乎遗传与环境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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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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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阐述完个性的涵义与个别差异的产生原因，现在我们进一步讲述曾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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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智力方面而言，虽颇为迟钝笨拙，但终究属于中等水平。此在其家世中已略有提及。胡哲敷在《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中，论及曾公的才智时，亦云：“曾国藩的才质，并不能算是聪秀。老实点说，他的确是一位很拙钝的学者，不但在他的《日记》《家书》中间，常常发现他自己说他是天性鲁钝，就纵或他自己不说吧，我们只要看他修己、治人、齐家、读书诸事，凡无一处不见得他鲁钝或拘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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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其所作《五箴》中，亦称自己为中材。根据曾公作诗歌、文章时以摘录十八家诗与经史百家为基础，即可知曾公并非天才之辈，但亦非低智商之人。曾公知道自己鲁钝，于是专心踏实做学问，最终因勤学好问、自我勉励，而使自身学问达到至高境界。此绝非平常之人所能做到。《中庸》云：“好学近乎智。”董仲舒亦云：“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曾公是极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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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意志方面而言，十分倔强。此在曾公家世中亦有提及。龙梦荪作《曾文正公学案》，序言中称曾公“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将曾公的坚强意志刻画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意志坚强，历经无数险阻而毫不屈服，不为短时利益而停滞不前，所以曾公最终才能获得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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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情感方面而言，富有同情心，且能上升为仁爱。曾公自四川差事结束之后，返回京师，然后往家中寄钱以馈赠族人与姻亲，此详细内容在讲述曾公的京官生活时已有提及，即是曾公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曾公带领军队之后，其各位胞弟及友人亦称曾公“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此可见于曾公《家书》当中。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曾公致信于诸位胞弟，云：“沅弟言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时，亦常说及。近日友人爱我者，人人说及。无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家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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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换言之，即“仁爱”乃源于自身天性。后来，因为军事形势日益严重，曾公为平定乱贼，曾经杀掉不少人，而且得一绰号“曾剃头”。此乃是局势所迫，并非曾公本性使然。曾公回复李筱泉的信中，云：“生用法从严，非漫无条律，一师屠伯之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愧、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书札》卷二）推敲话中含意，可知曾公绝非冷酷无情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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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品格方面而言，最明显的特点即是忠诚，但有时亦能见机行事。曾公崇尚忠诚，所作《湘乡昭忠祠记》中将此表露无遗。另外，薛福成所作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文，更能展现出曾公忠诚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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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写道：“……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遂欲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庸庵笔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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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又写道：“……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勒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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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曾公在为人处世上，一贯秉持忠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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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崇尚忠诚，但有时亦能见机行事，并非古板之人。《水窗春呓》中记载有曾公的一则轶事：“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何如？’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乃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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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态度方面而言，一般十分严肃，但在严肃之中，亦时时蕴含幽默。最好的例证，即是《庚子西狩丛谈》中李鸿章对曾公日常生活的讲述。比如：“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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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谦虚宽容，如勤奋有恒，亦是曾公所具备的良好个性。胡哲敷云：“大抵‘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他尝说：‘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见《杂著·气节傲》）又曰：‘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见《日记》）即此数语，可见得曾公气度之一般了。”（见《曾国藩治学方法》）胡氏所言，亦是有根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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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大致如上文所述，至于其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如何，其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的关系又如何，似乎均有探讨的价值。下面就来依次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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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曾公个性的形成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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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从对其家世与生平的讲述中，我们已有大概了解。在前面关于曾公家世的一章中，我们得知，曾公智力的鲁钝，意志的坚强，基本是受家庭遗传因素的影响。针对曾公的才智方面，梁启超先生如此说道：“……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而曾公的才识之所以日益高明，正是因为在志向明确的基础上，博览群书，而且能够持之以恒，自强不息。曾公曾云：“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乃丹也。”（《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致纪泽）即是说，人的气质可以改善，改善的方法在于读书，而读书又必须先立志。曾公既有明确的志向，又热爱读书，其气质能够发生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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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气质的变化，固然是缘于明确的志向，但亦受师友的熏陶。以其才智而言，曾公自评为“少时天分不甚低”，但是“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所以学问无很大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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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翰林院之后，时常师从唐鉴、倭仁等治学，探究义理时不遗余力，于是不仅学识方面大有进步，而且德行方面日益稳重严谨。所以说，仁爱、忠诚、严肃等诸多美德，基本皆在当时打下基础。而其“明”“强”程度，亦远远超越往日。后来，因为担任军事、政治要职，在处理问题时，不能怀迁就纵容之心，所以稍显冷酷无情，但终究不影响其仁爱本性。至于能够见机行事，稍显圆滑，但亦不损害其忠诚之心。其他如有张有弛，幽默风趣，亦丝毫不破坏其严肃品性。既然基本个性已经固定，则对待具体情况时，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采用不同处理方法，以适应复杂的环境。仅就曾公的个性而言，其治理军队事务前后，确实有稍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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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其发展变化而言，亦与年龄有关。早年时期，举止活泼，态度乐观，但难免轻浮，所以与多血质相近。进京之后，推崇宋代理学，一言一行均有规矩，虽情感无甚波动，但思想异常丰富，所以与神经质（即忧郁质）相近。统率军队以后，意志坚强，态度沉着，虽屡经失败，但自始至终能保持其“屡败屡战”的精神，所以与胆汁质相近。等到晚年时期，饱经忧患，洞悉世事，一举一动必权衡利害，顾虑周全，虽然因为过于慎重而遭人非议，但亦在所不惜，所以与粘液质相近。普遍认为：才子的气质属于多血质；学者的气质属于忧郁质；豪杰的气质属于胆汁质。以曾公的生平为例，似乎确实如此。曾公早年爱好诗文，行为浪漫，自然是风度翩翩的才子；之后钻研义理，讲究躬行实践，一言一行小心谨慎，自然又成为严肃庄重的学者。等到后来领军作战，所向披靡，大敌当前，义无反顾，此不正是英雄豪杰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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