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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的关系，一直被很多人所讨论，即使曾公本人，亦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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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洪、杨之乱逐渐平定时，曾公曾思考其成功的原因，认为正是缘于朴拙与忠诚。比如曾公云：“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文集》卷四——《湘乡昭忠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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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在《曾文正公奏疏》的序言中，认为战乱的平定，得益于曾公的宏毅。薛氏云：“方道光、咸丰之际，海内承平久，中外臣僚狃于无事，拘守文法，委蛇骫骳。流风相师，一旦狂寇睨隙思逞，莫之能制。居高位，临事而颠仆者，肩相望也。公适以卿贰奉讳家居，受命而出，号召乡兵，刬除成格，自创营制，引孤军搏贼。当是时，贼势如溃堤之河，如燎原之火，举世方束手相向，而公奋然踔起里闬，搘持其间。从贼朋疑，惎挠笑侮，孑立寡助，进退交困。公前后持一节，不少挫，含询忍尤，屡跲屡骞，从容规恢，大耆厥武，自一时将相文武名贤，以逮一艺一能，罔不陶铸拔擢，棋布宙合，以熙中兴巍巍之业。昔曾子论士之任重道远，必取宏毅。若公之积一成以扶世变，所就至重且远，可谓宏毅之极者耶？”（《庸庵文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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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序言中，则认为曾公的德行、事业及学问，之所以彪炳于世，正是得益于其强毅与谦谨。龙氏云：“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源者矣。”（见《曾文正公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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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氏所谓的强毅谦谨，与薛氏所谓的宏毅，虽然措辞略有不同，但意思大体相近。只是薛氏仅就事业而言，而龙氏则对德行、学问、事业均有论述。曾公之所以强毅谦谨，不仅是由于秉性倔强，不甘于消沉颓废，亦是由于自知天资驽钝，不敢夜郎自大。曾公自称其事业的成功缘于拙诚，固然是带有目的性的论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揭示出其事业成功与自身个性的莫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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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才智笨拙之人，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即是自暴自弃，毫无可取之处；若不甘于驽钝，而发愤图强，以期达到往圣先贤的高超境界，则“我欲仁，斯仁至矣”，最终怎能不会成功？曾公将立志比作改变自身气质的灵丹妙药，而梁启超先生则称曾公“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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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云：“曾公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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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我们的个性能够影响自身的学问、德行与事业，而且我们的学问、德行与事业亦能够影响自身的个性。曾公所谓读书可以改变气质，即是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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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戴克亦曾有言：“家庭、学校、书籍、友朋、政治状况以及其他与此相类之种种差异，足以使人之后天禀质的知力、品性等有差异，是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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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例说明，如：“假定把两个同一原始禀质的人分开教养，一在纪元前千九百年、一在纪元后千九百年，或一在柏林、一在北京，结果，两人底后天性质一定大不相同。今日的日本人在原始禀质上或者差不多——或完全——与他们底祖先一致。其所以有种种差异的，应当归根于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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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得一结论：“任何人底个性大部分为他底语言、职业、宗教、风俗、思想所决定，而语言等等又大部分为他底教养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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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结论之后，桑戴克又针对环境不能完全决定个性的原因，进行阐述：“环境底影响常屈于两种重要的限制之下。无论何种环境，只要它底势力可以避免，其效果特少。例如中国儿童之禀赋甚优，能进学校，纵使私塾与学校的比例率为百与一，但其势力较以私塾为唯一的教育机关，受教育者均无所逃避的时候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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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限制是环境影响的势力因人而异，其结果由人之原始禀质与环境势力共同决定，就是某部分人对于某种环境势力的影响不加避免，但影响所及之程度不一。为奴隶者未必都有奴隶性，更不能使之一律卑劣。不良的交际也可以使一部分人之态度尊贵。在一人中引起某种势力或思想或习惯之适当的环境刺激，对于他人也许不能望其有一样的效果。倘若通常所讲的故事是真的，在菜店洗瓶子适能决定法拉德（Faraday）的一生事业，航行海外采集生物为达尔文成为自然科学家之要素。但把世界上一切儿童起初送到菜店去工作，以后再去作科学的旅行，其结果都不能有百万个法拉德及达尔文，或百万个化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见舒新城所译《个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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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环境因素对个性的塑造具有极大影响，但是个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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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对其学问、德行及事业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其学问、德行及事业对其个性的影响亦不少。我们通过考察曾公的生平，很容易得此结论。曾公在回复胞弟国荃的信中，云：“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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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郭嵩焘的信中，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反顾。”（《书札》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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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由原本的忠厚笃诚，变为后来的善于机变，是“饱更事变”的缘故；而等到“戊午复出，誓不反顾”，则是因为不愿“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由此可见，曾公的学问、德行及事业，与其个性之间相互影响。虽然环境能够诱导一个人向机巧方向转变，但曾公在深刻反省之后，又决定“一味向平实处用心”，以回归自己的本性，正是桑戴克所谓“环境影响的势力因人而异”的绝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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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个人的个性能够影响周围环境，而环境亦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个性。曾公的一生是对此道理的极好诠释。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一文中，曾对此有简要的概括：“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柱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庸庵文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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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关于曾公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关系的讨论，我们应当能够获得不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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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章 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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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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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北村泽吉在其所著的《儒学概论》一书当中，曾云：“人性之自然欲求虽多，约可分为两方面观之：一则欲有所认识，一则欲有所作为是也。其欲有所认识者，只其人格活动，而欲构成其知识者，则亦不过为一种作为活动耳。然则据广义言之，认识与作为两方面，因不无可区别者。盖此二种活动，虽同出乎人格自然之欲求，错综而成，而其所活动欲求之对象则各有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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