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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个人的个性能够影响周围环境，而环境亦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个性。曾公的一生是对此道理的极好诠释。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一文中，曾对此有简要的概括：“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柱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庸庵文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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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关于曾公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关系的讨论，我们应当能够获得不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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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章 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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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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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北村泽吉在其所著的《儒学概论》一书当中，曾云：“人性之自然欲求虽多，约可分为两方面观之：一则欲有所认识，一则欲有所作为是也。其欲有所认识者，只其人格活动，而欲构成其知识者，则亦不过为一种作为活动耳。然则据广义言之，认识与作为两方面，因不无可区别者。盖此二种活动，虽同出乎人格自然之欲求，错综而成，而其所活动欲求之对象则各有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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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认识活动之对象，专系乎知识作用所欲求，世界事物之形相理致是也。作为活动之对象，专系于情意作用所欲求，世界事物自体是也。事物之形相理致，既能明之，则心中自安而满足，是认识活动之特性也。必其事物自体，而其动作成有如何结果，始自满足，是作为活动之特色也。认识活动之进步发达者，即成一切科学之知识。各自考究动植心物，一切世界特殊事物之形相理致，而以哲学统合之，以明普通之根本原理，构成某种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后已。作为活动之进步发达者，则为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卫生、艺术等事物。此等事物，各有其特殊之形相理致，故依科学及哲学以阐明之，无吾人知识活动之所欲求也必矣。虽然，此等事物，初专为吾人作为活动之对象，终属于吾人所经纶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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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的大意即是，认识活动与作为活动皆属于我们的自然欲求，且二者之间相互关联。“欲构成其知识者”，“亦不过为一种作为活动耳”，由此可见，认识是作为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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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约翰亦云：“凡人行事，其心中必有一种意思，此意思即其行事之理由也。其所用性能，不拘何种，而其理性常为之前导，至其理性涵有几许知力，及其是否明澈，姑且不必计也，其一切才能，悉听此知力之指挥，如深夜行路者之须光照然，其光之真或伪，又不必问也。寺院中图像，庄严静穆，其影响于人类之大部分者，至深且巨。人心中之意象亦然，其操纵人心，如无形中之能力，而人心任在何处，对之如与神明相授也。”（见刘伯明所译杜威的《思维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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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叙述，足可见思想为事实的先驱。谚云：“思想为事实之母。”确实为至理。思想的重要地位，由此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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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对曾公思想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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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的生平事实，前面已作详细讲述。现在，为追根溯源，将专门对曾公一生的思想进行探讨。因为只有对其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方能对其生平有透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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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曾公思想时，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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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角度——渊源及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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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角度——范畴及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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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研究，在于考察曾公思想的本源与发展脉络，从而明确曾公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历程；横向研究，在于理清曾公思想的内容与结构，从而认识曾公思想的轮廓及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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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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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专门针对曾公思想的渊源展开论述。就我个人之见，可将曾公思想的渊源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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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研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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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好学，从少年时期至晚年时期，几乎无一日不读书。书籍对曾公影响之巨大，自然不言而喻。在此仅举一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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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阙斋读书录》为“公弟子王定安辑自书眉及札记而成”（见《归纳》第一期中王遽常《曾文正公著述考》）。其中，曾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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