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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专门针对曾公思想的渊源展开论述。就我个人之见，可将曾公思想的渊源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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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研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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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好学，从少年时期至晚年时期，几乎无一日不读书。书籍对曾公影响之巨大，自然不言而喻。在此仅举一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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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阙斋读书录》为“公弟子王定安辑自书眉及札记而成”（见《归纳》第一期中王遽常《曾文正公著述考》）。其中，曾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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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孚卦》，因思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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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着也；无私着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着于读书也。一有着，则私也。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以此读无妄、中孚、成三卦，盖扞格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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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即使放在今天，仍不失为很好的处世哲学，而此言正是曾公读完《易经》之后所总结的感悟。可见曾公受书籍的影响，的确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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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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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固然多得益于读书，但亦颇得益于听取他人良言。因为读书对提升心智有很大帮助，而师友之间的交谈，则能令心胸开阔。其最佳例证，莫过于曾公向唐镜海问学一事。辛丑七月十四日，曾公在《日记》中云：“……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以宜本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平生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考据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之学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先生常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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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镜海先生之言，曾公称“昭然若发蒙也”，可见其对曾公思想的影响何其深刻。此后曾公在做人的准则与读书的方法上，虽不完全遵照镜海先生的教诲，但大体没有违背。由此看来，善于请教他人，十分有益于自身思想境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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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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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通过勤读圣贤书、多听师友言，而让自身学识大有提高，更从丰富的人生经验当中汲取养分。曾公的《杂著》中有十二篇笔记，其中一篇名为“忠勤”，文中写道：“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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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感人至深，不愧为来自人生经验的良言。其他如“兵气”“勉强”“才用”各篇，皆亦如此。可以说，曾公的伦理思想、哲学思想基本来自典籍，而其政治思想、军事学识则多来自丰富的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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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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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深厚的学识，不仅得益于丰富的人生经验，亦与其善于思考有密切关系。曾公致信于其弟，云：“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火猛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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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悟的结果究竟如何，可以在其《日记》《家书》《书札》及《杂著》中找到答案。在此摘录曾公《日记》一则，以见一斑。“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壬戌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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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的思想渊源，大致不外乎“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见《杂著》卷三——《劝诫绅士四条》中）。“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见《（杂著》卷三——《劝诫委员四条》）此为曾公对他人的教导，亦是对自身思想渊源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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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提升学识的方法，与《墨经》中所言颇为相似。《墨经》云：“知：闻、说，亲。”《经说》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梁启超先生进一步解释道：“我们的知识，用甚么方法得来呢？《墨经》说有三种方法：第一是‘闻知’，从传授得来；第二是‘说知’，从推论得来；第三是‘亲知’，从经验得来。”（见《墨子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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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说知与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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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当中，得益于典籍，即是“闻知”；来自对他人的请教者，亦是“闻知”；来源于自身经验，自然属于“亲知”；通过自悟而得，则为“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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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又云：“亲知是归纳的论理学，说知是演绎的论理学，这两种都是纯靠自力得来的知识。闻知是其他听受记诵之学，是借助他力得来的知识。”（见《墨子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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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与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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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曾公的思想中，得益于钻研典籍与请教他人的部分，属于“借助他山”，即借用外界力量；得益于自身经验与自悟的部分，属于“自我作古”，即来源于自身努力。至此，我们应当已对曾公的思想渊源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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