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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说知与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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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当中，得益于典籍，即是“闻知”；来自对他人的请教者，亦是“闻知”；来源于自身经验，自然属于“亲知”；通过自悟而得，则为“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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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又云：“亲知是归纳的论理学，说知是演绎的论理学，这两种都是纯靠自力得来的知识。闻知是其他听受记诵之学，是借助他力得来的知识。”（见《墨子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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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与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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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曾公的思想中，得益于钻研典籍与请教他人的部分，属于“借助他山”，即借用外界力量；得益于自身经验与自悟的部分，属于“自我作古”，即来源于自身努力。至此，我们应当已对曾公的思想渊源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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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章 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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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与时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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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往往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因为“一切思想，原于疑难及烦乱”（见刘伯明所译的杜威《思维术》），而时间与地点不同，所产生的疑难与烦乱就不同，从而由疑难与烦乱所引发的思想亦不同。科学家的鼻祖、英国人弗兰息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认为产生错误思想的原因，共有四种：一为种族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Tribe），根植于同一种族所共有的人性；二为岩穴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Cave），缘于个人的特性；三为市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Forum），来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四为剧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Theater），来自一时的风潮或传统观念。根植于种族共性与个人特性的思想，在此不做详细论述，而来自社会交际与一时风潮的思想，则必定与时间、空间有关。所以说，思想与时空之间关系甚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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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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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思想的渊源，前文已有论述。而纵观其思想演进的全过程，其中存在几次转变，且每次转变都与时间、空间有密切关系。对此，前人已有简要概括。如《水窗春呓》云：“文正一生每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又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余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文正尝言：‘吾学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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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除书法一项属于技能范畴，而与思想的关系较小之外，其余均与思想有关。至于最能表现思想受时空影响的一句，莫过于“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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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生转变的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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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演进的情形，在前面各章对曾公各个时期的生活状况作介绍时，已大致述及。现在，为便于研究，特地将曾公思想的转折期，定为五个，以作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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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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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五岁进入私塾读书起，至二十五岁进京参加会试止，其间所学，基本为四书五经时文帖括之类。自道光十五年入京以后，方才有志于学习诗歌、古文以及书法。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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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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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售，京师读书，研经穷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年谱》卷一——乙未道光十五年，公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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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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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林院之后，曾公师从唐镜海先生请教治学之方，并结交到几位好友，互相切磋，共同研究经世之学与义理之学，与之前仅有志于学习诗歌、古文，已大有不同。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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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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