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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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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咸丰七年，为父守丧，闲居家中，曾公深刻反省往日刚直强硬的脾性，待到咸丰八年重新出山，便有意顺应世事，且厌恶高深言论，决定从“平实”二字上用功。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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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此次在外，无不答之信，无不批之禀。官场庆吊，酌量送礼，亲族本家，亦少为点缀，余皆率往常规模不变。”（《书札》卷七——《复刘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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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志在讨贼，尚尔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书札》卷八——《复胡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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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书札》卷十四——《复胡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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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道理不宜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书札》卷十六——《批杨芊庵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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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家书》卷十——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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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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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晚年时期，因公务不顺，非议四起，曾公心中不免抑郁，且发现若欲有所作为，容易招惹是非，于是从此开始向往老庄思想。当然，曾公所秉持的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学、墨学为根本。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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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日记》——戊辰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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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之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者。但求不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家书》卷十——同治十年八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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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言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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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转变的大体情形，基本如上所述。若欲作详细探讨，则曾公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批评、军事学识等方面，均有转变的痕迹。此处为节省篇幅，将于后文一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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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变的原因——生活环境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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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对曾公思想转变的情形已有大体了解，那么其思想究竟为何会发生转变呢？一言以蔽之：生活环境的变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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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二十五岁之前，足迹从未踏出湖南一步，朋友不多，且见闻不广，所以一心一意钻研时文帖括，以应付科举。待到道光十五年入京，视野有所拓宽，方才知道世间还有一种文章，叫做古文，其价值远在诗文帖括之上，于是决定致力于学习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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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进入翰林院之后，曾公交际范围逐渐扩大，名声日益提高。在众多良师益友的扶持帮助和自身职位的各方面要求之下，不但开始钻研修身养性之学，而且对国家与朝廷的典章制度亦有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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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咸丰二年始，曾公结束京中生活，奉命带兵，生活环境不再如往日般安适，所以思想亦随之发生改变。比如处理军务时，雷厉风行，英明果断，不因循守旧，不敷衍塞责，威武雄健，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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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返乡，咸丰八年重新出山，此时厌恶高深言论，而有意顺应世事。因为社会阅历已比较丰富，知道若不改变往日的刚硬脾气，则以后在推行新措施时，将会遇到很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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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晚年，名望日益提升，但众多非议亦随之而来，于是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为避免因不慎而招致身败名裂之祸，曾公开始崇尚圆通，对待任何事时，任劳任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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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曾公一生思想的转折曲线与其生活环境的变更曲线，完美契合。可见，生活环境的改变，正是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董仲舒曾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若以环境为“天”，以思想为“道”，则其所言的确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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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变的目的——改变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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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是曾公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至于思想转变后的结果如何，我们通过前文对曾公生平的记述，已能知晓。曾公思想发生转变，其原因是生活环境的变更，而其目的，则正是为改善生活环境。道光十五年入京学习古文，道光二十年之后致力于研究宋代理学，其改善生活的意图十分明显。初办团练之时，志在讨贼，执法严明，是因为深知“欲免败群，须去害马”的道理。待到再次带兵，有意顺应世事，重视运用权术，则是因为深知“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等到晚年，综合儒学与墨学，兼学老庄，以虚静淡泊为处世之本，以勤劳踏实为行为方式。以上种种转变，其目的皆是为改善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曾公转变思想的结果正好符合其转变思想的目的，所以最终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曾公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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