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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解释经义方面，曾公告诉曾纪泽：“古人解经，有内传，有外传。内传者，本义也；外传者，旁推曲衍以尽其余义也。孔子系《易》《小象》则本义为多，《大象》则余义为多。孟子说《诗》，亦本子贡之因贫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绚而悟礼后，亦证余义处为多。《韩诗外传》，尽余义也。《左传》说经，亦以余义立言者多。”（《家训》卷上——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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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两代对经义的解释，既有优点又有不足，曾公对此亦曾作出简要的客观评判。如：“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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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学者对经义的解释，其不足之处在于支离破碎；宋代学者在解释经义时，缺点则是喜好空谈义理。而清代所谓的汉学、宋学，亦分别有以上相应的毛病。曾公注重客观事实，然后将对可观事实的考察结果进行归纳总结，主张“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的观点，此与汉学的理念颇为相似。但曾公认为研究经书应先“从事于《礼经》”，则与当时所谓汉学家的观点又颇有不同。曾公云：“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覆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书札》卷十三——《复夏弢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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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经书当中，唯独《仪礼》深受曾公的重视。曾公之所以认为“考覆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正是因为熟读《礼经》时，颇有心得。曾公曾致信于刘蓉，其中谈到研究《礼经》的困难以及途径，足见曾公在《礼经》方面的造诣之深厚。曾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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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于《礼经》，亦尝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业。所以沮滞而不达者，约有数端：盖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庙，而郊祀祼献之节、宗庙时享之仪，久失其传。虽经后儒殷勤修备，而疏漏不完，较之牺牲、《少牢》《馈食》两篇，详略迥殊，无由窥见天子诸侯大祭致严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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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礼既居五礼之一，吾意必有专篇细目，如戚元敬氏所纪各号令者，使卒伍两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进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泰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类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古礼残阙如此，则其他虽可详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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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礼乐并重。而国子之教，乐乃专精，乐之至者，能使凤仪兽舞，后圣千载，闻之忘味。欲窥圣神制作，岂能置声乐于不讲？国藩于律吕乐舞，茫无所解；而历算之学，有关于制器审音者，亦终身未及问津。老钝无闻，用为深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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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明古乐，终不能研究古礼，国藩之私憾也；郊庙祭仪及军礼等，残阙无征，千古之公憾也。皆用以自沮而不达者也。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来书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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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时俗亦有未易变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妇，聘飨亦及夫人，该以在宫雍雍，斯在庙肃肃；妃匹有笃恭之德，乃足以奉神灵而理万化。所谓‘有《关雎》《麟趾》之精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阳侯杀缪侯，而大飨废夫人之礼。后世若以主妇承祭，则惊世骇俗，讥为异域。然全行变革，则又与《采蘩》《采蘋》诸诗之精义相悖。古之宫室与后世异，议礼之家，必欲强后代之礼节，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载品官礼，几与仪礼悉合，不知曰东房西牖，曰屋内户东，曰坫，明世已无此宫室也。然稍师仪礼之法，则堂庭浅狭，必有龃龉而难行者。诚得好学深思之士，不泯古制，亦不轻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简，将必犁然有当于人心。国藩于昏、丧、祭三礼，亦颇思损益涑水《书仪》、紫阳《家礼》，纂订一书，为宗族乡党行习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礼俗之中，卒未能从容为之，斯亦自沮而不达之一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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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山居静笃，将为礼经发微及或问等书，何不先取此三礼撰著鸿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义等杀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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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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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方面，曾公最为推崇《资治通鉴》一书，认为《资治通鉴》乃是除“六经”之外的又一经典之作。比如在致罗少村的信中，云：“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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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记》，曾公亦有自己的见解，具体可参看《求阙斋读书录》卷三与卷四。《史记》是司马迁怀有个人目的的著述，所以书中多处借题发挥，以抒发心中郁愤。曾公云：“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列传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据，一以寓不得圣人以为师，非自著书，则将无所托以垂于不朽。次管、晏传，伤己不得鲍叔者为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为之荐达。此外，如子胥之愤，屈、贾之枉，皆借以自鸣其郁耳，非以此为古来伟人计功簿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读书录》卷二）曾公此言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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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史贵在能将客观事实记录下来，以流传后人。然而，《史记》作为史书中的名著，其所记事实，很多并无充足根据。对此曾公亦曾谈及，如：“《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味从事耳！”（《日记》——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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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此不正是曾公在自陈其思想的渊源吗？除此以外，曾公在提及对史书不可一概相信的见解时，亦透露出其思想的另一渊源——对经验的总结。曾公回复尹杏农的信函时，云：“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而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儒者纪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滩，国藩颇疑其并无其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故断不能顷刻而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决之亦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书札》卷二十九）此言当中，虽然不乏推理成分，但显然是以自身实际经验作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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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语言典雅，缘于班固对古文词句的热爱。此原因，从曾公对《汉书》阅读方法的阐述中即可得知。曾公曾告诉其子曾纪泽：“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能入门，则《汉书》中不能识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名念孙，高邮州人）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杨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元成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载巨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孟坚于典雅瑰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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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所述，曾公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艺术、家政学、卫生学等方面，均能有自己的见解，我们将留到以后再做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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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生平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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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所致力研究的学问，正如梁启超先生所云，“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偏重于“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究其原因，固然是受当时学术背景及学术风气的影响，但曾公在天文算术方面资质不足，而不能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亦是一重要因素。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天文算术乃是开启自然界宝藏的钥匙，既然不懂天文算术，则自然无法获取自然界的宝藏。曾公在对“生平三耻”的自述中，曾提及于天文算数方面的欠缺。如：“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书于弋阳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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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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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范畴，就整体轮廓而言，大致如上所述。至于思想的精髓，曾公所作的《圣哲画像记》中有非常精炼的自述。另外，曾公在谈及一生爱读的书籍时，很能展现其思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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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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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于咸丰九年，当时曾公已四十九岁。至于作《圣哲画像记》的原因，可见于《年谱》及《家书》当中，且前文在对曾公的中年生活进行评述时，已有提及；现在仅就《圣哲画像记》中所述，作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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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作《圣哲画像记》，是有感于世间书籍浩繁，一人凭一生精力，绝对难以读完，于是决定择取古今圣贤若干人，画其遗像，记述其生平、学问、德行，便于后人学习历代文化中的精华。正如《圣哲画像记》中第一段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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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观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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