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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作《圣哲画像记》，是有感于世间书籍浩繁，一人凭一生精力，绝对难以读完，于是决定择取古今圣贤若干人，画其遗像，记述其生平、学问、德行，便于后人学习历代文化中的精华。正如《圣哲画像记》中第一段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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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观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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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诚求之，仁远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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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数的古圣先哲，从中择取三十余位特别优秀之人，当做学习的楷模，此过程所需耗费的心力之大，可想而知。待到选择完毕，为此三十余位圣哲绘制遗像、撰写文字，则心中无时无刻不充满热忱。我认为《圣哲画像记》与曾公的思想精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为研究曾公的思想精髓，怎能不特别注意《圣哲画像记》中所记述的人物与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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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中所记之人，共有三十二位。首先为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文中写道：“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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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文中写道：“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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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文中写道：“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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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为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文中写道：“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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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文中写道：“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远，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颓矣。韩、柳有作，尽取杨、马之雄奇万变，而纳之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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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为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文中写道：“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鲍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乎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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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为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文中写道：“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取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一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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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八为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文中写道：“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袖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属画图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公恭，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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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曾公总结道：“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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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圣哲画像记》，足见曾公在义理、词章、考据各方面，或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各方面，均有崇拜的人物。曾公思想范畴的轮廓之所以颇为宽广，正是缘于此；虽轮廓宽广但仍有其精髓与归宿，亦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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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生平爱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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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思想的中心，不仅可见于其所崇拜的人物身上，亦可见于其所爱读的书籍之中。崇拜一个人，便时时心存向往；爱读某本书，则常常受其熏陶。无论是人还是书，均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无形中加以引导。曾公一生所崇拜的人物，我们已通过读其所作《圣哲画像记》而有所了解；至于其一生爱读的书籍，曾公亦曾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深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向学，恒思将此十余种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家训》卷上——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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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资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者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须要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日记》——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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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叙述中，曾公在罗列爱读的书目时，虽然稍有出入，但基本一致，均不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各方面的范围，与其所崇拜的人物不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各方面的范围，如出一辙。由此可以明了曾公思想的中心，更可以理解学术背景与时代潮流与我们思想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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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二章 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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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虽然不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各方面的范围，但就其体系而言，则以义理之学为主。因为词章之学偏重文章的技巧，考据之学偏重字句的考证，二者虽然与思想有关，但并非以思想为主要内容。至于经济之学，以前乃指经世济民方面的学问，所以当然属于义理之学的范畴。曾公研究义理之学时，所读的主要书籍，一为《四子书》，一为《近思录》，二者均为过去儒家的经典。所以，欲了解曾公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不先了解过去儒家思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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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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