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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思想的中心，不仅可见于其所崇拜的人物身上，亦可见于其所爱读的书籍之中。崇拜一个人，便时时心存向往；爱读某本书，则常常受其熏陶。无论是人还是书，均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无形中加以引导。曾公一生所崇拜的人物，我们已通过读其所作《圣哲画像记》而有所了解；至于其一生爱读的书籍，曾公亦曾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深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向学，恒思将此十余种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家训》卷上——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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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资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者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须要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日记》——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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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叙述中，曾公在罗列爱读的书目时，虽然稍有出入，但基本一致，均不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各方面的范围，与其所崇拜的人物不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各方面的范围，如出一辙。由此可以明了曾公思想的中心，更可以理解学术背景与时代潮流与我们思想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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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二章 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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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虽然不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各方面的范围，但就其体系而言，则以义理之学为主。因为词章之学偏重文章的技巧，考据之学偏重字句的考证，二者虽然与思想有关，但并非以思想为主要内容。至于经济之学，以前乃指经世济民方面的学问，所以当然属于义理之学的范畴。曾公研究义理之学时，所读的主要书籍，一为《四子书》，一为《近思录》，二者均为过去儒家的经典。所以，欲了解曾公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不先了解过去儒家思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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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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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过去儒家思想的体系，此处我们当然不能将如此博大的儒家思想学说一一加以阐述。唯一的方法便是将称得上为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且对曾公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略作介绍。《四子书》《论孟》《学庸》，是清代家喻户晓的儒学书籍，其影响之大，无与伦比。而儒家的中心人物，归根结底仍是孔子，因为曾子、子思、孟子等，皆是孔子的门人或再传弟子，其学说均继承孔子的思想。另外，《近思录》为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等人文章的选集，由朱熹、吕祖谦所编纂，在清代亦相当有权威。然而，集周、张、二程学说之大成，且对曾公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其实就是朱熹。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儒家思想的体系时，首先讲孔子，然后论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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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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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但统一认识是：其根本观念为“仁”。至于孔子求仁的方法，有人认为是忠恕，有人认为是孝悌，有人认为是智勇，有人认为是克己复礼。各自的具体例证可参看《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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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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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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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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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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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焉得仁？”（《论语·公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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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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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仁的方法虽然很多，但主要即是克己复礼。因为所谓忠恕、所谓孝悌，均是克己复礼的具体表现；所谓的智勇，则是实行克己复礼时所需要具备的知识与精神。至于说克己复礼即为仁，是因为仁作为人们内心的一种观念，其所对应的外在表现，即是克己复礼。冯友兰先生云：“《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亦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因此，孔子所谓的仁与礼，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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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论语·雍也》）颜渊亦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由此可见礼的重要性。将博文与约礼相提并论，即是说，若欲有正确的行为，必须先有正确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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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又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所以，就知行问题而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见《朱子语类》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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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十分相似。朱熹之所以主张先知后行，不仅是受禅宗先慧后定的影响，亦受孔子、颜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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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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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乃集儒家思想之大成者。对此，日本人三浦藤作在其著作《中国伦理学史》中曾有论述：“中国太古以来所传之思想，朱子尽网罗而融合调和之，以建设自己学说，极似欧洲近世代表的哲学者康德。中国思想包容于其学说中，其显著者，在古代为孔子之仁、子思之诚、孟子之仁义，在近世为周子之太极图说、程伊川之理气二元论及居敬穷理说、张槿渠之心性说、邵康节之先天学等。盖此等学说，乃由朱子组织一大体系也。”（据张宗元、林科棠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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