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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明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杂著》卷四）曾公自称天分“不甚高明”，于是“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可见其困知的情形。曾公自称天分“不甚高明”，于是“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可见其困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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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赠弟六则》中，曾公又云：“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谓我倚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同上）曾公自称“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则又可见其勉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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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秉承困知勉行，虽然是缘于自身天分不足，但亦是因为明白，古往今来，人才往往从艰苦奋斗中磨练而来。所以，曾公在其所作的《劝诫绅士四条》中曾云：“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无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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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虽然是曾公为劝诫绅士而作，但其实正是自己一生崇尚困知勉行的最好写照。曾公天性鲁钝，但其所积累的深厚才识足以匡时济世，真可谓是对困知勉行的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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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立能达、成己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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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崇尚困知勉行、格物诚意，其目的正是在于能立能达、成己成物。曾公自咸丰八年以后，便自称“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见前文）。所谓立、所谓达，不仅是自立、自达，同时亦是立人、达人。所以，曾公困知勉行的目的，不仅可以称为能立能达，亦可称为成己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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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云：“念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三者，《论语》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意，则庶几可为完人矣！”（《日记》——己未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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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多猜疑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礼》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于吾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谓欲培植家运，须从此七者致力也。”（《日记》——己未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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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的“三恶”“四知”，虽然乍看时，如散落一地的钱币，两者之间毫无联系，但若仔细揣摩，其实关系十分紧密，因为所谓的“三恶”“四知”，其中心思想正是以“克己复礼”四字自勉与勉励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事均以忠恕为主，则“三恶”自然无从施展，同时亦是对“四知”的深切领会。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归仁，则自然能立能达、成已成物，此不正是格物诚意的功效与因知勉行的目的吗？曾公说在“三知”之外，加上“知仁”，“庶几可为完人矣”。其所谓“知”，乃是兼指“知”与“行”。其所谓“完人”，即是指能立能达、成己成物的理想人物。“四知”之中，除“知言”“知命”外，一为“知仁”，一为“知礼”。“仁礼”二字在曾公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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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三章 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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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曾公哲学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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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的哲学思想，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均有提及，可惜叙述不够详尽。曾公的宇宙观基本取自宋代理学，而其人生观则多采自先秦诸子学说，不仅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且对程、朱、陆、王的不同观点进行折中。虽然未尝有独创的学说，但能够网罗各家，亦可谓自己的特色，所以颇像朱熹、康德等人，属于兼容并包的综合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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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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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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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宇宙观，倾向于理气二元论。其在回复刘蓉的信中，云：“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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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气二元论，起源于程颐。程颐曾云：“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程氏遗书》卷十五）因此，曾公的理气二元论，其实取自程颐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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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气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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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那么万物本应全都相同。然而，为何宇宙万物其实完全不同呢？对此，曾公认为是理一气殊的缘故，所以在回复刘蓉的信中，又云：“《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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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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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一气殊论，始于朱熹。朱熹曾云：“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朱子语类》卷四）因此，曾公的理一气殊论，其实采自朱熹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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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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