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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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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虽然前者认为爱应有差别，而后者认为爱应无差别，但两者目的皆为救世，可谓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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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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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公的宇宙观提倡理一分殊论，那么其人生观就应当为淑世的人生观。曾公曾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袭，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未所谓秩然者焉。”（《书札》卷一——《答刘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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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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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救世的热忱，跃然纸上。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曾公对儒家传统观念的继承，但同时亦因为曾公心中的理想人物即是如此。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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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怀有淑世的人生观，那么每天要面临艰难困苦，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古代圣贤豪杰，为完成救世的宏愿，不顾一切排除万难，独自承担艰巨任务；因为唯有具备勇于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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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此有十分深刻的体会，曾在回复陈舫的信中，云：“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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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云：“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曰：‘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来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己未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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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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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曾公体会深刻，所以其人生观，不仅是淑世的人生观，而且是奋斗的人生观。曾公于回复郭嵩涛的信中，云：“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常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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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奋斗精神，在此溢于言表，然而仍旧比不上其在致胞弟曾国荃的信中所言深切。因为前者仅就理论而言，而后者乃以自身经历为例，言语尤其真挚动人，如云：“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常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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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称“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刚毅不屈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正是因为当时历经挫折、久经患难，所以其德行与功业才能不断有长进。对此，曾公如此说道：“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家书》卷十——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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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卷同上——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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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挫折、遭受屈辱时，不气馁、不沮丧，而是一次次忍耐，一步步努力，此种奋斗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但‘强’字须以‘明’字为前提，方才不致犯错。此道理，曾公亦曾提及，如云：“‘强’字原是美德，……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辖闹’者也。”（《家书》卷九——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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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卷同上——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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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明’，即明智；所谓‘强’，即勇敢。智勇双全之人，若没有仁义之心，而自恃聪明、妄自尊大，则虽然具备奋斗精神，亦不可取。所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生贤子弟。……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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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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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曾公与孔孟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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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喜欢讲求仁，又曾云：“未知，焉得仁？”“仁者必有勇。”孟子以端正人心、消灭邪说为己任，自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并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其人生观与曾公的人生观，十分契合。所以，曾公的人生观，基本上受孔、孟二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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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的思想多受孔子的影响，前文已作阐述。至于其思想亦多受孟子的影响，我们在其所作《圣哲画像记》及其平生爱读的书中，已经可以有大概了解。在此，再摘录曾公《日记》数篇，以揭示曾公与孟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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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夫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当孟子之时，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所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厉百世者矣！”（己未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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