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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写道：“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壬戌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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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思想，主张清静无为，颇得自然妙趣，最适宜陶冶情操、排除烦闷。曾公在《日记》中亦曾提及，如：“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己未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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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邵子所谓观物，庄子所谓观化，程子所谓观天地生物气象。须要放大胸襟，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戊午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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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节 曾公与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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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人生哲学，不但受儒家、道家学说的影响，而且亦借鉴墨学。墨子甘于吃苦，舍己为人，时常称赞大禹不辞劳苦的精神。曾公曾云：“立身之重，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所以曾公思想中，取自墨学的部分，即是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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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日课四条》中，其中一条为“习劳则神钦”，对大禹、墨子的勤俭精神，有所发挥。曾公云：“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钦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矣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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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家训》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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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皆可效法，但应对其取长补短，最后折中到孔子的学说。曾公云：“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非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禹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其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日记》——辛酉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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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见曾公的人生观，基本来自先秦诸子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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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节 曾公与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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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汉学与宋代理学，曾公持折中态度，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此在其《圣哲画像记》一文中已作详细阐述。曾公在《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中，亦主张将二者调和，所谓“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其言如下：“乾、嘉间，经学昌炽，千载一时。阮仪征、王高邮、钱嘉定、朱大兴诸公倡于上，戴东原、程瑶田、段玉裁、焦理堂十余人和于下，群贤辐辏，经明行修。国藩尝谓性命之学，五子为宗，经济之学，诸史咸备，而渊源全在‘六经’。李斯一炷，学者不复睹‘六经’之全。至秦、汉之际，又厉禁挟书，举世溺于功利。抱经诸儒，视为性命，身与存毁，非信道之笃不能。天下相尚以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载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惟东原《孟子疏证》一书，排斥先贤，独伸己说，诚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尝论：‘毛大可、李刚主、戴东原、程绵庄率皆诋毁程、朱，身毁嗣绝。’持论似又太过。无程朱之文章道德，腾其口舌，欲与争名，诚学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若西河驳斥漫骂，则真说经中之洪水猛兽矣。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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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曾公与陆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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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崇奉程朱理学，而对陆王心学，最初颇为不满，但后来亦力求折中。曾公回复刘蓉的信中，云：“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鸮不同群：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鲧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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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工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于外之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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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话，对朱熹即物穷理、躬行实践的观点给予表扬，而对王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主张予以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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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曾公又云：“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咸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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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浚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之聚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见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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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泾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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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表明“即物穷理”，并非朱熹的独创，古圣先哲，如舜、周公、孔子、颜渊、孟子等，基本都有此主张，可见朱熹的学说的确有其历史依据。既否定陆九渊、王阳明“以本心为训”的观点，又对被近人所称道的惠定宇、戴震、颜元、李恕谷的学说略有微词。总之，曾公推崇程朱理学，而自然对其他学派难以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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