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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日课四条》中，除“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外，还有一条为“习劳则神钦”，可见其一生常以勤劳自勉。曾公在回复吴竹如的信中，云：“自揣此后，更无可望，但当守一‘勤’字以终吾身而已。”（《书札》卷九）又在致彭杏南的信中，云：“‘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黎明早起，‘勤’字中之一端也。”（《书札》卷十）由此可知‘勤劳’二字在曾公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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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谨言、主静、有恒等，亦属于曾公平日所注意的方面，其详细内容可见于曾公的《五箴》中，基本与上述各项有关，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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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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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待人之道，曾公因人而异，此应当与其哲学思想之中的理一分殊论有关。为条理清晰起见，可分为如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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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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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家庭，十分重视“孝悌”二字，曾致信于其弟，云：“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思，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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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此种见识，确实为普通人难以企及。曾公不但劝导诸位胞弟竭力奉行孝道，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可以参看其《家书》中所言，如：“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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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余尝语岱云云：“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卷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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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对兄弟的爱护，则体现在用道德约束勉励之，而非迁就纵容之。如曾公在《家书》中云：“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家书》卷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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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族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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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家庭，主张孝悌，而对待族人与姻亲，则主张敬爱。欲孝敬父母，自然应当爱护兄弟，而对待族人与姻亲，亦不得不敬爱。曾公自四川差事结束后，曾经寄钱馈赠族戚，对此前文已有讲述。至于对待族戚之道，曾公在《家书》中曾云：“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家书》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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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待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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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师友，曾公认为应当常怀敬畏之心，不可怠慢亵渎。比如，曾公致信于其弟，云：“丁秩臣、王衡臣两君，吾皆未见，大约可为尔之师。或师之，或友之，在弟自为审择。果若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可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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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择取师友，对于我们一生的事业成败，关系重大。对此，曾公曾云：“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云：‘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吾不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卷同上——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又云：“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日记》——庚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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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待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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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仆从，虽然讲求等级严明，但亦注重主仆情义。比如，曾公致信于其弟，云：“门人陈叔，一言不合而去。……现换一周叔作门上。余颇好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其亦将视主人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贤弟待人亦宜知之。”（《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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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待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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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身居京师时，同乡颇多。曾公对待同乡，照顾周到，竭力帮助。其《家书》卷二有云：“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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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待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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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贪官污吏，主张严厉查办。如曾公云：“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簠簋不修，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但须机密。”（《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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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待贤良官吏，曾公则极力推荐或挽留。如曾公云：“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家书》卷四——咸丰元年七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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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待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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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向朝廷呈一奏折，讨论军饷之事；四月二十六日，又上疏，指出皇帝的三点不足，言辞直率，令不少人为之担忧。至于此次上疏的原因，曾公在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致信于其弟，其中有详细说明：“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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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家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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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国家的态度，于此信中表露无遗。对于曾公“谋国之忠”，左宗棠曾经表示“自愧不如”（引语见《左文襄公家书》），足可见曾公对国家何其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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