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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向朝廷呈一奏折，讨论军饷之事；四月二十六日，又上疏，指出皇帝的三点不足，言辞直率，令不少人为之担忧。至于此次上疏的原因，曾公在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致信于其弟，其中有详细说明：“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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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家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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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国家的态度，于此信中表露无遗。对于曾公“谋国之忠”，左宗棠曾经表示“自愧不如”（引语见《左文襄公家书》），足可见曾公对国家何其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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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待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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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大众之道，通过读其《家书》亦可有大概了解。如：“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则不为人所与矣。”（《家书》卷三——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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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澄弟在广东处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园、庄生各处程仪，尤为可取。其辨朱家事，亦为谋甚忠，虽无济于事，而朱家必可无怨。《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吾弟在外，一切如此，吾何虑哉？”（《家书》卷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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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己待人之道，若简括为一二字，即为“敬恕”“劳谦”诚孝。“诚孝”二字，前文已言及。“敬恕”二字，除见于曾公的《家书》《家训》中外，其《书札》中亦曾提及。如致鲍春霆的信中云：“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书札》卷六）至于“劳谦”二字，则可参看曾公的《日记》，如：“‘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恶不去？何善不臻？”（庚申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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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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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己待人之道，简要概括之，即曾公所谓的“八德”。曾公在《日记》中云：“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二字，尤觉相违，悚愧无已！‘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甲子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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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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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事方面而言，曾公以“明”字为主，以“平实”为归宿。比如，曾公致信于吴翔冈，云：“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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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兄弟的信函中，曾公亦曾提及，应事应当于“平实”处下功夫。如：“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家书》卷十——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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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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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治事之法，则有所谓的“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健，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是也。余近与僚友论治事之法，录贻芋仙共证之。”（《杂著》卷二——《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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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的“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有括得拢”，即是今天科学角度上的“分析法”与“综合法”；而所谓的“身到”“眼到”，则与今天科学角度上的“实践法”颇为相似。可见，曾公已经懂得运用科学的应事方法，而此正是其能在事业上由精明归于平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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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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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接物之道，曾公认为关键是一“廉”字。其《家书》中所谓的“不肯轻受人惠”，即是“廉”的一个方面。曾公云：“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后，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家书》卷三——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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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家训》中，亦曾言及：“余初带兵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更是曾公实行廉洁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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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节俭，方能保持廉洁，所以曾公一生崇尚俭朴作风。至于曾公生活如何俭朴，前文已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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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事接物之道，曾公认为应当从人情事理的最粗浅处实行，其实依旧是强调“平实”二字。曾公在致李申夫的信中，云：“应事接物时，须从人情物理中之极粗极浅处着眼，莫从深处细处看。”（《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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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不外乎“勤俭谨信”四字。曾公在回复彭杏南的信中，云：“表弟两得奖叙，仰邀封典，实皆积劳得来，尚觉不足以酬功。此后惟于‘勤俭谨信’四字更下功夫。‘勤’如天地之阳气，凡立身居家、作官治军，皆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惰则衰颓。‘俭’者，可以正风气，可以惜后福。‘谨’即谦恭也，谦则不遭人忌，恭则不受人侮。‘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钦之。”（《书札》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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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云：“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辛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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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谨信”四字与“勤俭敬信”四字意思相近，而与“勤廉信慎”四字亦相差不多。所以曾公在致王叶亭的信中云：“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资也。”（《书札》卷二十六）回复太守欧阳星泉的信函时，曾公又云：“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则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廉’则临财不苟，‘信’则说话不欺。凡上司用人，称其结实可靠者，大抵不出此二句。‘慎’者，心则敬畏，而言则退让也。有是四端，小则谨身寡过，大则有守有为。愿切记之！”（《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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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勤俭谨信”四字的基础上，对为人处世之道加以补充，则莫过于“仁礼”二字。对此，曾公亦曾言及，如其《日记》中云：“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癸亥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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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即是“仁”；所谓“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即是“礼”。“勤俭谨信”四字，更偏重于自立自强。而加上“仁礼”二字之后，则不但成就完善自己，同时亦成就完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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