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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事方面而言，曾公以“明”字为主，以“平实”为归宿。比如，曾公致信于吴翔冈，云：“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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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兄弟的信函中，曾公亦曾提及，应事应当于“平实”处下功夫。如：“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家书》卷十——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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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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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治事之法，则有所谓的“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健，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是也。余近与僚友论治事之法，录贻芋仙共证之。”（《杂著》卷二——《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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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的“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有括得拢”，即是今天科学角度上的“分析法”与“综合法”；而所谓的“身到”“眼到”，则与今天科学角度上的“实践法”颇为相似。可见，曾公已经懂得运用科学的应事方法，而此正是其能在事业上由精明归于平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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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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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接物之道，曾公认为关键是一“廉”字。其《家书》中所谓的“不肯轻受人惠”，即是“廉”的一个方面。曾公云：“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后，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家书》卷三——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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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家训》中，亦曾言及：“余初带兵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更是曾公实行廉洁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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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节俭，方能保持廉洁，所以曾公一生崇尚俭朴作风。至于曾公生活如何俭朴，前文已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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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事接物之道，曾公认为应当从人情事理的最粗浅处实行，其实依旧是强调“平实”二字。曾公在致李申夫的信中，云：“应事接物时，须从人情物理中之极粗极浅处着眼，莫从深处细处看。”（《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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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不外乎“勤俭谨信”四字。曾公在回复彭杏南的信中，云：“表弟两得奖叙，仰邀封典，实皆积劳得来，尚觉不足以酬功。此后惟于‘勤俭谨信’四字更下功夫。‘勤’如天地之阳气，凡立身居家、作官治军，皆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惰则衰颓。‘俭’者，可以正风气，可以惜后福。‘谨’即谦恭也，谦则不遭人忌，恭则不受人侮。‘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钦之。”（《书札》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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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云：“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辛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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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谨信”四字与“勤俭敬信”四字意思相近，而与“勤廉信慎”四字亦相差不多。所以曾公在致王叶亭的信中云：“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资也。”（《书札》卷二十六）回复太守欧阳星泉的信函时，曾公又云：“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则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廉’则临财不苟，‘信’则说话不欺。凡上司用人，称其结实可靠者，大抵不出此二句。‘慎’者，心则敬畏，而言则退让也。有是四端，小则谨身寡过，大则有守有为。愿切记之！”（《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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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勤俭谨信”四字的基础上，对为人处世之道加以补充，则莫过于“仁礼”二字。对此，曾公亦曾言及，如其《日记》中云：“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癸亥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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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即是“仁”；所谓“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即是“礼”。“勤俭谨信”四字，更偏重于自立自强。而加上“仁礼”二字之后，则不但成就完善自己，同时亦成就完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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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论做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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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公尚有许多关于做人之道的论述，虽然措辞各不相同，但思想内容皆不外乎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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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致陈作梅的信中云：“君子之立身，在审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干咎，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然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也。”（《书札》卷一）即是讲立身之道在于仁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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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致王少鹤的信中云：“君子之自处，常严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胜己者抑志事之。”（卷同上）即是讲自处之道在于敬和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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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致江岷樵的信中云：“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乃为心安理得。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卷同上）即是讲做人之道在于忠和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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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致鲍春霆的信中云：“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慎谨，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勿忘！”（《书札》卷十八）即是讲承受福惠之道在于谦与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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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回复吴竹如的信中云：“窃意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书札》卷十一）即是讲自重之道亦在于谦与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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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欧阳定果的信中云：“立志学作好人，第一贵勤劳，公事则早作夜思，私事看书写字；第二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第三贵信实，莫说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点架空之事。修此三者，虽走遍天下，处处顺遂矣。”（《书札》卷十九）即是讲做人之道包括勤劳与谦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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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措辞较为特别的话语，如在致李续宜的信中云：“志节之轩昂与情致之缠绵，二者不可偏废。”（《书札》卷十九）而在致葛睪山的信中云：“作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书札》卷二十二）所谓的“刚介”与“志节之轩昂”，其实即是“刚明”之意，而所谓的“敬恕”与“情致之缠绵”，则与“仁爱”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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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的伦理思想，无论是自勉还是勉励他人，无论是立身还是处世，皆以完善、成就自己与他人为目的，与其思想体系十分符合，与其淑世的人生观及奋斗的人生观亦相一致。所以，我们通过了解其思想体系，即可明白其伦理思想；通过了解其伦理思想，即可明白其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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