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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致鲍春霆的信中云：“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慎谨，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勿忘！”（《书札》卷十八）即是讲承受福惠之道在于谦与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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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回复吴竹如的信中云：“窃意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书札》卷十一）即是讲自重之道亦在于谦与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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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欧阳定果的信中云：“立志学作好人，第一贵勤劳，公事则早作夜思，私事看书写字；第二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第三贵信实，莫说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点架空之事。修此三者，虽走遍天下，处处顺遂矣。”（《书札》卷十九）即是讲做人之道包括勤劳与谦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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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措辞较为特别的话语，如在致李续宜的信中云：“志节之轩昂与情致之缠绵，二者不可偏废。”（《书札》卷十九）而在致葛睪山的信中云：“作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书札》卷二十二）所谓的“刚介”与“志节之轩昂”，其实即是“刚明”之意，而所谓的“敬恕”与“情致之缠绵”，则与“仁爱”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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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的伦理思想，无论是自勉还是勉励他人，无论是立身还是处世，皆以完善、成就自己与他人为目的，与其思想体系十分符合，与其淑世的人生观及奋斗的人生观亦相一致。所以，我们通过了解其思想体系，即可明白其伦理思想；通过了解其伦理思想，即可明白其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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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五章 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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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京师时曾教胞弟读书之外，就狭义的教育而言，曾公其实极少从事教育，只是在其遗著中时常有关于教育的理论。现在为阐明曾公的教育思想，特地将其遗著中有关教育的言论摘录下来作一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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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教育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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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起源，曾公在回复刘蓉的一封书信中，曾有提及：“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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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深受宋代理学的影响，所以在宇宙观方面支持理一气殊论，认为人性有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而教育的动机，即是改变人们的气质之性，而恢复人们的本然之性。可见，曾公的教育起源论，有其哲学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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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承认人性有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且认为气质之性可以改变；但由于亦受孔子“上智下愚”之说的影响，所以认为，可以通过教育而发生改变的人皆为中等智力的人。所以，曾公在《箴言书院记》中有如下阐述：“窃尝究观夫天之生新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瞳焉无所知识，未几而骋嗜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鳅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先王鉴于此，欲民生蚤慎所习，于是设为学校以教之。琴瑟鼓钟以习其耳，俎豆登降以习其目，诗书讽诵以习其口，射御投壶以习其筋力，书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则道足以济天下，而智周万汇；其次亦不失为圭璧自饬之士。贾生有言：‘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其不然欤？”（《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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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中等智力的人，方能引之向东则向东、引之向西则向西，可见曾公并非“教育万能说”的支持者。而关于教育如何兴起的问题，曾公的解释则是上古贤明君主“欲民生蚤慎所习”。此解释不但基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而且与近日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James）的学说如出一辙——詹姆斯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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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教育沿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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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沿革，曾公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曾作如下详细叙述：“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俦，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衣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干诸侯，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俦，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文集》卷一）此段言论的大意即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教育合而为一，教育普及全国上下；然而，自周王朝衰微之后，虽有孔子在民间办学，门人众多，但此时政治与教育已经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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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云：“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馯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至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八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子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讲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其说允已！”（同上）此段言论则是讲孔子以后至汉、宋两代的教育情况：汉代重视考据，所以就艺而言，汉代的老师最为勤勉；宋代重视义理，所以就道而言，宋代的老师最为渊博。推敲曾公此话的含意，即是汉代的老师为经师，而宋代的老师则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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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云：“元、明乃我朝之初，流风未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党徒景附，虽不必束脩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芝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侮。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同上）此段言论是讲元、明、清三代的学风。清代初期，程朱学派依旧十分兴盛，所以师徒之间仍多讲求义理；然而至乾、嘉以后，汉学逐渐兴起，学者们纷纷投身于诂训学，所以义理之学稍有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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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教育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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