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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起源,曾公在回复刘蓉的一封书信中,曾有提及:“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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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深受宋代理学的影响,所以在宇宙观方面支持理一气殊论,认为人性有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而教育的动机,即是改变人们的气质之性,而恢复人们的本然之性。可见,曾公的教育起源论,有其哲学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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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承认人性有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且认为气质之性可以改变;但由于亦受孔子“上智下愚”之说的影响,所以认为,可以通过教育而发生改变的人皆为中等智力的人。所以,曾公在《箴言书院记》中有如下阐述:“窃尝究观夫天之生新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瞳焉无所知识,未几而骋嗜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鳅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先王鉴于此,欲民生蚤慎所习,于是设为学校以教之。琴瑟鼓钟以习其耳,俎豆登降以习其目,诗书讽诵以习其口,射御投壶以习其筋力,书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则道足以济天下,而智周万汇;其次亦不失为圭璧自饬之士。贾生有言:‘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其不然欤?”(《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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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中等智力的人,方能引之向东则向东、引之向西则向西,可见曾公并非“教育万能说”的支持者。而关于教育如何兴起的问题,曾公的解释则是上古贤明君主“欲民生蚤慎所习”。此解释不但基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而且与近日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James)的学说如出一辙——詹姆斯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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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教育沿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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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沿革,曾公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曾作如下详细叙述:“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俦,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衣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干诸侯,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俦,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文集》卷一)此段言论的大意即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教育合而为一,教育普及全国上下;然而,自周王朝衰微之后,虽有孔子在民间办学,门人众多,但此时政治与教育已经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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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云:“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馯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至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八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子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讲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其说允已!”(同上)此段言论则是讲孔子以后至汉、宋两代的教育情况:汉代重视考据,所以就艺而言,汉代的老师最为勤勉;宋代重视义理,所以就道而言,宋代的老师最为渊博。推敲曾公此话的含意,即是汉代的老师为经师,而宋代的老师则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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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云:“元、明乃我朝之初,流风未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党徒景附,虽不必束脩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芝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侮。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同上)此段言论是讲元、明、清三代的学风。清代初期,程朱学派依旧十分兴盛,所以师徒之间仍多讲求义理;然而至乾、嘉以后,汉学逐渐兴起,学者们纷纷投身于诂训学,所以义理之学稍有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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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教育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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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中国历代教育情况的阐述,虽然不如近人王凤喈所作的《中国教育史大纲》翔实,但毕竟能让我们对中国教育史获得一大概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曾公对我国的教育确实有相当简明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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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育的起源在于培养人们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容易推知曾公的教育目的论。曾公在其《江宁府学记》中曾写道:“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胾有定时,緌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末始终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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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言论的大意即是讲,尊崇礼法是培养良好习惯的重要方法,而让一个人获得良好的习惯,或者能够辅助君主安定天下,成为人民的表率,或者能够循规蹈矩,成为洁身自好之人,则是以礼法育人的目的。由此可见,曾公的教育目的论,偏重于培养良好的人格以及塑造优秀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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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教育材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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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讲求义理之学,提倡以礼法育人,但对考据词章之学,亦未曾忽视。此点可以从曾公的教育材料论中得知。曾公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曾经作《劝学篇》,以劝勉直隶省的读书人。其中写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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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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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氏。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远诸章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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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对教育的目的、材料及方法,均有所论述。所谓“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乃是教育目的论。所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所谓“其文经史百家”,则是教育材料论。曾公虽然主张“以义理之学为先”,然而“多士之中”,“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所以又认为“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域”,可见曾公在推崇义理之学的同时,并未忽视考据词章之学。至于曾公所谓的“其业学问思辨”,则属于教育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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