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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21 曾公虽然讲求义理之学,提倡以礼法育人,但对考据词章之学,亦未曾忽视。此点可以从曾公的教育材料论中得知。曾公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曾经作《劝学篇》,以劝勉直隶省的读书人。其中写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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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23 “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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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25 “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氏。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远诸章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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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27 《劝学篇》对教育的目的、材料及方法,均有所论述。所谓“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乃是教育目的论。所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所谓“其文经史百家”,则是教育材料论。曾公虽然主张“以义理之学为先”,然而“多士之中”,“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所以又认为“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域”,可见曾公在推崇义理之学的同时,并未忽视考据词章之学。至于曾公所谓的“其业学问思辨”,则属于教育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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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32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1705914674]
1705917933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论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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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35 从曾公所说的“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等话语中可以得知,曾公的教育方法,以启发个性为宗旨。从曾公《江宁府学记》中尊崇礼法的言论中可以得知,关于教育的实施,曾公主张由生活习惯方面入手。而曾公在《答刘孟容书》中认为,治学之道在于格物诚意,“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又可见关于教学方法,曾公主张知行并重,而不局限于学问思辨。以上种种,均是曾公教育方法论中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正是因为曾公的教育起源论以人性论为基础,十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个性,而且其教育目的论与其淑世的人生观有密切关系,所以曾公的教育方法,不仅重视对知识的研究,同时亦重视对知识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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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37 不同的教师,所采取的教育方法亦不同,所以曾公对教师本人的学问与德行,十分重视。曾公云:“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围棋论:生而为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育何如。教者钟、王,则众习于钟、王矣;教者苏、米、则众习于苏、米矣。推而至于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为转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概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是真无马哉?”(《日记》——己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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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39 此段言论与曾公所谓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如出一辙。可见,曾公的教育方法论中,以慎重选择教师为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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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41 关于教学课程的问题,曾公亦曾言及。如:“余从前教诸弟,常限以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以所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又云:“欲别立课程,多讲条规,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家书》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由此可见,曾公并不坚持对课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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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43 总之,曾公的育人理念,以“专一”与“有恒”为主,同时亦主张“自由研究”“自动学习”,说明其相当重视教育对象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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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48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1705914675]
1705917949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节 论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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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51 曾公在尊重教育对象个性发展的同时,亦相当承认环境对人的同化作用。如其在《劝学篇》中云:“人才随土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土风,殆不诬与?”(《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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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53 此段文字的大意是:人的气质会随当地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变化。既然如此,则若欲提高教育的效率,利用各地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失为一好方法。所以曾公又云:“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墦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易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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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55 风气良好的环境容易让人学善,正如风气恶劣的环境容易让人学坏。此种说法来自墨子所谓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或荀子所谓的“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直隶境内,自古以来都兴豪侠之风,此为良好的社会风气,所以曾公十分赞赏,并以此勉励直隶的读书人。至于不宜在风气恶劣的环境当中读书,曾公亦曾论及。比如,曾公在致胞弟的信中,云:“衡阳不可以读书,琏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见前文)另外,曾公在教学方法论中,特别注重对教师的择取,亦是希望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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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57 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固然无可厚非;但若认为读书求学,必须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才能有所长进,则不完全正确。曾公曾就此事写道:“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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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59 又云:“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家书》卷二——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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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61 只重视环境作用的人,认为环境可以决定一切;只重视意志作用的人,认为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其实,这两种观念均过于极端;正确的观念则是做任何事,“尽其在我,听其在天”。曾公虽然重视环境的作用,但并不忽视意志的力量,正与其人生观中虽然承认命运之说,但仍坚持奋斗,前后辉映。既然曾公的人生观不是命定的人生观,而是奋斗的人生观,那么其对教育环境的重视自然不如对意志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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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67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节 论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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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969 曾公对意志力量的重视,在其对治学方法的议论中亦有所反映。曾公所主张的治学方法,主要是所谓“三有”,如:“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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