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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意志力量的重视，在其对治学方法的议论中亦有所反映。曾公所主张的治学方法，主要是所谓“三有”，如：“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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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与“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二语中可以看出，曾公对意志力的重视已达到极点。曾公在《劝学篇》中亦曾认为治学之道“以立志为本”，并谓：“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见前文）总而言之，曾公不仅认为教育须注重意志力的培养，亦主张自主学习，可谓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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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主张的治学方法，除“三有”之外，最脍炙人口者，当数“四多”。所谓“四多”，包括多读书、多看书、多写字、多作文。曾公在回复邓寅阶的信函中曾云：“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士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沦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今古名人，虽韩、欧之文章，范、韩之事业，程、朱之道术，断无久不作文之理。张子云：‘心有所开，即便礼记，不思则还塞之矣。”’（《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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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家书》中亦云：“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又曾以为学四字勖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家书》卷十——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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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训》中，曾公谈及“四多”之法时，言语尤其详细亲切，如：“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书，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习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家训》卷上——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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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读书、写字、作文四者之中，看书与读书比较偏重知识方面，而写字与作文则比较偏重技艺方面。关于写字、作文的方法，曾公有十分详细的阐述，我们放在后面来讲。至于看书与读书的方法，就看书而言，曾公主张，但凡看一本书，必须通看全书。如：“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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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可谓一种极为扎实的治学方法，远非投机取巧之法所能及。但大家的时间皆有限，而世间的书籍则无穷无尽，欲以有限的人生读遍无限的书籍，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在看书时，应当有所选择，正如曾公所云：“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家训》卷上——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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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书而言，曾公认为，重在“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其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于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岁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咏’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灈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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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在龙梦荪看来，仅用‘心到’二字便可解释。（见《曾文正公学案》）如此固然可以，但意思仍不甚清晰。以鄙人之见，所谓“切己体察”，即是将书中的言论放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验证，使书本中的世界与现实社会打成一片；所谓“虚心涵泳”，即是将自己融化在书中的各种事物当中，使自己的内心与书中的世界混作一团。只有‘切己体察’，方能具备发展的眼光，而不为传统观念所迷惑，正所谓“超以象外”。只有‘虚心涵泳’，方能尊重历史，而不为眼前利益所蒙蔽，正所谓‘得其环中’。总而言之，读书贵在能出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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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之道，曾公还有所谓‘耐’字诀与‘专’字诀，该两点亦是其经验之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云：“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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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则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讲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阅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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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封信写于道光晚年，当时曾公正在一心一意研究义理之学，而对考据之学却颇不在意，所以彼时的思想与晚年时略有不同。我们将此信函与曾公晚年所作的《劝学篇》或《圣哲画像记》作一比较，便能明白。从中亦可反映出曾公思想的发展变化。至于其所主张的读书方法，则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曾公毕生都坚持身体力行。除“专”字诀、“耐”字诀之外，曾公所谓“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以及“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正与朱熹所谓“虚心涵泳”的旨意相吻合。其他如“不必人人皆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等语，亦说明曾公在读书方法上，重视对知识的理解，而不主张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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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重在理解而非记忆的主张，曾公在其《家训》中曾有清楚的表达，如：“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家训》卷上——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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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书中较难理解记忆的知识，曾公认为，既不必一味强行记忆，亦不必要求自己马上理解，而只需耐心揣摩即可，如曾公在《家书》中所言：“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但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家书》卷五——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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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此主张，是因为曾公明白，每个人的个性应该得到尊重，不能强人所难。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写道：“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不必常温省，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谈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家书》卷五——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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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治学时，经常写读书札记或笔记。其中，顾亭林的《日知录》与阎百诗的《潜邱札记》最为著名。曾公“早岁笃志为学”，亦打算将爱读之书，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庄子》《韩文》《资治通鉴》《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等，“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贯串精通，略作札记”（见前文），但后来因为军务、政务繁忙而未能完成。不过曾公对读书笔记的写法，倒是有所论及。比如在回复张廉卿的信函中写道：“凡读书笔记，贵于得间。戴东原谓‘阎百诗善看书’，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环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能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专校异同，某字某本作某，则谓之考异，谓之校对，不得与精核大义、参稽疑谤者同日而语。”（《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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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笔记的内容，曾公似乎比较注重政治方面。比如《日记》中写道：“夜深，思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钞记，实为有益；尚未有条绪。”（辛丑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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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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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天下之大事”，大约就是指经世济民之术，虽然用现代眼光来看，可分为财政、经济、法律、政治、地理、军事等项，但在孔子所谓的四门学科中，皆属于政事范畴。至于研究方法，曾公不但主张分类记录，亦主张运用历史的方法，认真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始末，从而找到最适合当代的典章制度。真可谓真知灼见！龙梦荪云：“人之为学，求自益也，亦所以求益世也。鼓其脑力，尽量推究，正世人所袭误，补世人所未及，所以自益者在此，所以益世促文化之进步者亦在此。东西各国，莫不以发明为重，诚以学问之道，无所发明，陈陈相因，进将无望，于文化上有极大之影响也。公于求学一节，力戒盲从，谓世所袭误可以更之，世所未及可以创之，深得发明之旨。吾辈求学，果能如其所言，世所袭误必思有以更之，世所未及必思有以创之，则无短不去，有长必露，我国文化，其庶几日进而不可量也夫！”（见《曾文正公学案》）龙氏所言，虽然有推崇过当之嫌，但毕竟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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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治学方法时，不仅注重对技艺与知识的掌握，更注重对所学知识的实践。比如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云：“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在《日记》中亦云：“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辛丑闰三月）所谓“困勉”，即困知勉行，乃就治学方法而言。至于“志大人之学”，则就治学目的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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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治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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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学的目的，曾公的言论非常多，但基本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家书》卷一——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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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与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与淑世，换言之，即是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所以，曾公所主张的治学目的，既可以称为进德与修业，亦可以称作成就自己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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