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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之道，曾公还有所谓‘耐’字诀与‘专’字诀，该两点亦是其经验之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云：“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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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则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讲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阅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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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封信写于道光晚年，当时曾公正在一心一意研究义理之学，而对考据之学却颇不在意，所以彼时的思想与晚年时略有不同。我们将此信函与曾公晚年所作的《劝学篇》或《圣哲画像记》作一比较，便能明白。从中亦可反映出曾公思想的发展变化。至于其所主张的读书方法，则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曾公毕生都坚持身体力行。除“专”字诀、“耐”字诀之外，曾公所谓“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以及“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正与朱熹所谓“虚心涵泳”的旨意相吻合。其他如“不必人人皆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等语，亦说明曾公在读书方法上，重视对知识的理解，而不主张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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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重在理解而非记忆的主张，曾公在其《家训》中曾有清楚的表达，如：“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家训》卷上——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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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书中较难理解记忆的知识，曾公认为，既不必一味强行记忆，亦不必要求自己马上理解，而只需耐心揣摩即可，如曾公在《家书》中所言：“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但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家书》卷五——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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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此主张，是因为曾公明白，每个人的个性应该得到尊重，不能强人所难。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写道：“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不必常温省，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谈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家书》卷五——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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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治学时，经常写读书札记或笔记。其中，顾亭林的《日知录》与阎百诗的《潜邱札记》最为著名。曾公“早岁笃志为学”，亦打算将爱读之书，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庄子》《韩文》《资治通鉴》《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等，“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贯串精通，略作札记”（见前文），但后来因为军务、政务繁忙而未能完成。不过曾公对读书笔记的写法，倒是有所论及。比如在回复张廉卿的信函中写道：“凡读书笔记，贵于得间。戴东原谓‘阎百诗善看书’，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环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能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专校异同，某字某本作某，则谓之考异，谓之校对，不得与精核大义、参稽疑谤者同日而语。”（《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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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笔记的内容，曾公似乎比较注重政治方面。比如《日记》中写道：“夜深，思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钞记，实为有益；尚未有条绪。”（辛丑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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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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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天下之大事”，大约就是指经世济民之术，虽然用现代眼光来看，可分为财政、经济、法律、政治、地理、军事等项，但在孔子所谓的四门学科中，皆属于政事范畴。至于研究方法，曾公不但主张分类记录，亦主张运用历史的方法，认真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始末，从而找到最适合当代的典章制度。真可谓真知灼见！龙梦荪云：“人之为学，求自益也，亦所以求益世也。鼓其脑力，尽量推究，正世人所袭误，补世人所未及，所以自益者在此，所以益世促文化之进步者亦在此。东西各国，莫不以发明为重，诚以学问之道，无所发明，陈陈相因，进将无望，于文化上有极大之影响也。公于求学一节，力戒盲从，谓世所袭误可以更之，世所未及可以创之，深得发明之旨。吾辈求学，果能如其所言，世所袭误必思有以更之，世所未及必思有以创之，则无短不去，有长必露，我国文化，其庶几日进而不可量也夫！”（见《曾文正公学案》）龙氏所言，虽然有推崇过当之嫌，但毕竟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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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治学方法时，不仅注重对技艺与知识的掌握，更注重对所学知识的实践。比如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云：“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在《日记》中亦云：“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辛丑闰三月）所谓“困勉”，即困知勉行，乃就治学方法而言。至于“志大人之学”，则就治学目的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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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治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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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学的目的，曾公的言论非常多，但基本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家书》卷一——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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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与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与淑世，换言之，即是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所以，曾公所主张的治学目的，既可以称为进德与修业，亦可以称作成就自己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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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将成就自己及他人作为治学的中心，但严格区分为人与为己，并不愿用自己的学问，投他人之所好。曾公曾云：“凡读书，有为人为己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日记》——癸卯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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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闳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如顾、阎并称，顾则为己，阎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江、戴并称，江则为己，戴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段、王并称，王则为已，段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方、刘、姚并称，方、姚为己，刘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其达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经则为己之数多，纪晓岚、阮芸台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将为已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鬯茂者也。”（《日记》——戊午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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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为己，即遵循正道，坚持操守，正直淳朴，不同流俗，虽然起初深藏不露，但时间一久便会彰显光芒。所谓为人，即歪曲自己的学问，以投世俗之所好，虽然起初锋芒毕露，但渐渐便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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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公在《送刘君椒云南归序》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圣人之异于众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而已矣。天之生乎人也，耳职听而目职视，口体职言动，心职思。非所听而滥焉，非所视而淫焉，于官为不法；可以视穷者而吾弗能尽焉，可以听达者而吾弗能尽焉，于官为不称。其于口体、心思也亦然。不称者才绌；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圣人者，不轨，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盐，推而极于天下之大、鬼神之幽，离于人伦，殽于万事，凡视听所宜晰无不晰，凡言动所宜审无不审，凡心思所宜条理无不条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职，而天地万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谓践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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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所以为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为学者，吾惑焉。耳无真受，众耳之所倾亦倾之；目无真悦，众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视而回听，言不道而动不端，无过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趋焉，则不相宾异矣。为考据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为词章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起一强有力者之手口，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朝记而暮诵，课迹而责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气。曾不数纪，风会一度，荡然澌灭。又将有他说者出，为群意气之所会，则又焦神悴力而趋之。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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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此话痛快至极！世上盲从附和之人请听一听！世上沽名钓誉者请听一听！世上曲学阿世之人亦请听一听！否则，你将一生都活在愚昧当中，至死也难以醒悟。人生最大的悲哀，应该莫过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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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贯主张读书应当“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究竟是何种学问呢？周公、孔子作为儒家的中心人物，被历代学者尊称为圣人，此二人的学问，即可称为“大人之学”。然而，周公与孔子为何能够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呢？究其原因，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而已，除此之外，则没有任何奥秘可言。所以，曾公所谓“志大人之学”，即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由此可知，曾公眼中的治学目的，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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