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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编写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所谓近代，乃始于同治元年，大概是此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的缘故。但同文馆的设立仅仅是为研究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培养对外交涉人才，而对科学方面并不十分重视。自从江南制造局与福建船政局设立附属学堂，开始教授学生机械制造方面的科学技术后，科学教育才逐渐萌芽。之后，又派遣少年赴美留学，从而开启留学先声，直接向外国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只不过当时主要针对军备方面的知识。江南制造局附设学堂教授科学，以及派遣少年出国留学，均由曾公支持。所以，回顾中国近代教育史，曾公在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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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张子高所发表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教育》一文中曾略有讲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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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初年，《天津条约》成立，人咸引为奇辱。洪、杨之乱虽戡，而捻匪猖獗，所在骚扰，正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之秋也。老成谋国之士，如曾国藩、左宗棠辈，以为欲御侮平盗，非振顿海陆军不为功；而欲整顿海陆军，非往日之艨艟斗舰、戈矛胄戟所能从事，必采用泰西之轮船枪炮而后可。然轮船枪炮，仰给舶来，乞诸其邻，亦岂计之得乎？故当时有两计划发生：其一为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奏，创设江南制造局；其二为左宗棠奏改福建船政局。然欲事制造，必先培养人材。故江南、福建两局，不久皆附设学堂，以属于制造方面之科学，如格致算学之类，教授生徒。京师最早设立之同文馆（同治元年），仅研诵西文，科学方面则付阙如。其首先学习科学者，或当推此二处之学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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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犹以为未足，于是又发生两重要事端：一为船政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一为制造局设翻译馆，移译西方载籍。派遣学生留学，系同治十年曾国藩、李鸿章所合奏。派遣者多一时之俊，如唐绍仪、严复、伍光建等是。但维时见解，以为西人所擅长之学问，不外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若道德文章，则唯华独优，故所学者在彼不在此。试阅曾公奏议，便知其梗概矣。兹节引一段如下：‘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科。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其长技者，归而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西人学求实际，……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师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所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况能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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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馆之设，昉自同治六年，近聘口译二人、笔述三人。至光绪三十年，译成书籍，都凡百七十余部，泰半属于格致制造之学……”（见《科学发达略史·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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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文字可知，曾公当初为抵御外侮、平定内乱，决定整顿海陆军，而整顿海陆军需要良好的武器装备，于是开始购置外国船炮，但又意识到仅靠进口船炮乃非长久之计，于是开始创立制造局，而因为制造局中缺乏制造方面的人才，所以又在制造局中附设学堂，并派遣留学生，请人翻译外国书籍。曾公思想发展的脉络，从中隐约可见。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称曾公主张“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以及“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见《庸庵文编》），事实的确如此。另外，虽然薛福成在致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中，对曾公“维时见解，以为西人所擅长之学问，不外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而不太注意西方政治、文学、艺术的做法颇有微词，但此乃时代的原因，并非曾公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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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制造局附设学堂，以培养技术人才的做法，颇受容闳的影响，而且收效相当可观。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此曾有记述，如：“一八六七年，文正得李文忠襄助，平定捻匪，乃至南京就任两江总督。未抵任前，先于所辖境内巡行一周，以视察民情风俗，而尤注意者，则其亲创之江南制造局也。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识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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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上奏派遣少年赴美留学一事，亦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之《予之教育计划》一章中写道：“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使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此后曾公、李鸿章二人联合呈递的关于派遣少年赴美留学的奏折，内容与此基本相同。然而，当奏议批准，开班预备学校（当时考取留美资格的学生，必须先入预备学校一年，学习外文）时，曾公已经逝世。对于曾公的逝世，容闳深表哀悼，并在书中谈及曾公对中国教育的满腔热忱以及影响时，感慨万千。我们通过以下容闳的文字，便可知道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不可谓不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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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写道：“曾之逝世，中国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Mt.Everest）独耸于喜马拉耶（Himalaya）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深望继己之李文忠有以竟其之志云。”（《西学东渐记》原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此处依据徐凤石、恽铁樵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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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六章 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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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年少时，一心学习诗文，忙于应付科举，而对政治方面并未作深入研究。待到在京师为官，耳濡目染之中，阅历日渐丰富，所以在政治方面已经能有自己的见解。自从带兵之后，在使用人才与处理政务方面，经验日益增加，眼界日益开阔。虽然其政治思想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但亦有超越前贤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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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不但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因人因事而各异。因为不同的时代存在不用的政治问题，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学识。当然，虽说同一时代的不同人，所持的政治思想互不相同，但终究皆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因为政治思想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果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政治思想。美国人吉达尔（Raymond G.Gettell）在其所著的《政治思想史》中，曾写道：“任何时代之政治思想，必与其时实际政治情形有密切之关系，此为极显著之事。大部分政治学说之产生，非为人民所服从之政治组织加以解释与辩护，即对之加以批评，以冀其有完备之改革。吾人固然承认政治哲学家有时所思考者，往往为理想之国家，或为想像中之政治情况，在彼辈心目中认为应当如此者，然纵为此种政治学说，苟加以严密之考察，亦可证明其为根据当时政治之理想，并且往往针对当时普遍之某种特别劣点而发。吾人读柏拉图之《理想国》，苟不从彼时希腊城市国家衰落之情形加以窥测，则该书所言实无若何之意义。母尔（More）氏之《乌托邦》，乃根据社会不安宁之背景而作，盖彼时正英国由农业变为畜羊之际。毕拉迈（Bellamy）氏之《回顾》一书，则为逆料近代城市与近代劳资问题之作。”仔细揣摩此段论述，十分有道理。所以，我们分析曾公的政治思想时，首先需要了解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然后再叙述曾公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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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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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大致有下列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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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吏治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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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变乱此起彼伏。先是洪秀全、杨秀清揭竿而起，东南地区无一日安宁；再是捻军发难，中原地区无一寸乐土。曾公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动荡局势，正是由于官场之中，贪污腐败成风，于是在回复胡莲舫的信函中写道：“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内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书札》卷一）且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又写道：“捻匪气焰日壮，论者以为祸烈于洪、杨。山东、河南两省大府，不讲吏治，从乱之民日多。”（《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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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是非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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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所以贪污成风，变乱之所以接连不断，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社会上缺乏公正的舆论氛围，不能给贪污者与变乱者以应有的道德制裁。对此，曾公在致吴甄甫的信函中写道：“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滑机巧逍遥自得。”（《书札》卷三）又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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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人心陷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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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用物质现象解释一切，而唯心主义者则用心理现象解释一切。中国过去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大多属于唯心主义者。而曾公虽然采纳多种思想学说，但终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所以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动乱时，便将人心陷溺视为其根本原因。曾公在回复彭丽生的信函中云：“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曾公在所作《原才篇》中亦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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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官、外官办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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