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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年少时,一心学习诗文,忙于应付科举,而对政治方面并未作深入研究。待到在京师为官,耳濡目染之中,阅历日渐丰富,所以在政治方面已经能有自己的见解。自从带兵之后,在使用人才与处理政务方面,经验日益增加,眼界日益开阔。虽然其政治思想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但亦有超越前贤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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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不但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因人因事而各异。因为不同的时代存在不用的政治问题,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学识。当然,虽说同一时代的不同人,所持的政治思想互不相同,但终究皆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因为政治思想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果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政治思想。美国人吉达尔(Raymond G.Gettell)在其所著的《政治思想史》中,曾写道:“任何时代之政治思想,必与其时实际政治情形有密切之关系,此为极显著之事。大部分政治学说之产生,非为人民所服从之政治组织加以解释与辩护,即对之加以批评,以冀其有完备之改革。吾人固然承认政治哲学家有时所思考者,往往为理想之国家,或为想像中之政治情况,在彼辈心目中认为应当如此者,然纵为此种政治学说,苟加以严密之考察,亦可证明其为根据当时政治之理想,并且往往针对当时普遍之某种特别劣点而发。吾人读柏拉图之《理想国》,苟不从彼时希腊城市国家衰落之情形加以窥测,则该书所言实无若何之意义。母尔(More)氏之《乌托邦》,乃根据社会不安宁之背景而作,盖彼时正英国由农业变为畜羊之际。毕拉迈(Bellamy)氏之《回顾》一书,则为逆料近代城市与近代劳资问题之作。”仔细揣摩此段论述,十分有道理。所以,我们分析曾公的政治思想时,首先需要了解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然后再叙述曾公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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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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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大致有下列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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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吏治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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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变乱此起彼伏。先是洪秀全、杨秀清揭竿而起,东南地区无一日安宁;再是捻军发难,中原地区无一寸乐土。曾公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动荡局势,正是由于官场之中,贪污腐败成风,于是在回复胡莲舫的信函中写道:“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内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书札》卷一)且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又写道:“捻匪气焰日壮,论者以为祸烈于洪、杨。山东、河南两省大府,不讲吏治,从乱之民日多。”(《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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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是非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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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所以贪污成风,变乱之所以接连不断,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社会上缺乏公正的舆论氛围,不能给贪污者与变乱者以应有的道德制裁。对此,曾公在致吴甄甫的信函中写道:“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滑机巧逍遥自得。”(《书札》卷三)又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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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人心陷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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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用物质现象解释一切,而唯心主义者则用心理现象解释一切。中国过去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大多属于唯心主义者。而曾公虽然采纳多种思想学说,但终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所以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动乱时,便将人心陷溺视为其根本原因。曾公在回复彭丽生的信函中云:“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曾公在所作《原才篇》中亦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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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官、外官办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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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京官与地方官在处理政务方面的通病,曾公亦曾谈及。曾公认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奏疏》卷一——《应诏陈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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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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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所提及的吏治情形与社会风气,曾公决心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所以其政治思想当中,有如下两种重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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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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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本来就喜欢读礼,当年身居京师时,即以《议大礼疏》一文名震一时。其之所以如此重视礼,是由于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曾公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见前文)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亦写道:“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邱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以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大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沣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独私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文集》卷三)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曾公在研究礼方面相当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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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的笔记中有一条谈到“礼”:“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赅,则未为失也。”(《杂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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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公此言,将崇尚礼治的心情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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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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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安宁。而若崇尚礼治,则必然要在扶持名教上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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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讨粤匪檄》中云:“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文集》卷三)文中,对太平军信奉基督教,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其用意就是为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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