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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年少时，一心学习诗文，忙于应付科举，而对政治方面并未作深入研究。待到在京师为官，耳濡目染之中，阅历日渐丰富，所以在政治方面已经能有自己的见解。自从带兵之后，在使用人才与处理政务方面，经验日益增加，眼界日益开阔。虽然其政治思想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但亦有超越前贤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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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不但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因人因事而各异。因为不同的时代存在不用的政治问题，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学识。当然，虽说同一时代的不同人，所持的政治思想互不相同，但终究皆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因为政治思想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果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政治思想。美国人吉达尔（Raymond G.Gettell）在其所著的《政治思想史》中，曾写道：“任何时代之政治思想，必与其时实际政治情形有密切之关系，此为极显著之事。大部分政治学说之产生，非为人民所服从之政治组织加以解释与辩护，即对之加以批评，以冀其有完备之改革。吾人固然承认政治哲学家有时所思考者，往往为理想之国家，或为想像中之政治情况，在彼辈心目中认为应当如此者，然纵为此种政治学说，苟加以严密之考察，亦可证明其为根据当时政治之理想，并且往往针对当时普遍之某种特别劣点而发。吾人读柏拉图之《理想国》，苟不从彼时希腊城市国家衰落之情形加以窥测，则该书所言实无若何之意义。母尔（More）氏之《乌托邦》，乃根据社会不安宁之背景而作，盖彼时正英国由农业变为畜羊之际。毕拉迈（Bellamy）氏之《回顾》一书，则为逆料近代城市与近代劳资问题之作。”仔细揣摩此段论述，十分有道理。所以，我们分析曾公的政治思想时，首先需要了解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然后再叙述曾公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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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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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大致有下列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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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吏治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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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变乱此起彼伏。先是洪秀全、杨秀清揭竿而起，东南地区无一日安宁；再是捻军发难，中原地区无一寸乐土。曾公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动荡局势，正是由于官场之中，贪污腐败成风，于是在回复胡莲舫的信函中写道：“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内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书札》卷一）且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又写道：“捻匪气焰日壮，论者以为祸烈于洪、杨。山东、河南两省大府，不讲吏治，从乱之民日多。”（《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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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是非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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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所以贪污成风，变乱之所以接连不断，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社会上缺乏公正的舆论氛围，不能给贪污者与变乱者以应有的道德制裁。对此，曾公在致吴甄甫的信函中写道：“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滑机巧逍遥自得。”（《书札》卷三）又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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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人心陷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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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用物质现象解释一切，而唯心主义者则用心理现象解释一切。中国过去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大多属于唯心主义者。而曾公虽然采纳多种思想学说，但终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所以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动乱时，便将人心陷溺视为其根本原因。曾公在回复彭丽生的信函中云：“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曾公在所作《原才篇》中亦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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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官、外官办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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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京官与地方官在处理政务方面的通病，曾公亦曾谈及。曾公认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奏疏》卷一——《应诏陈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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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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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所提及的吏治情形与社会风气，曾公决心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所以其政治思想当中，有如下两种重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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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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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本来就喜欢读礼，当年身居京师时，即以《议大礼疏》一文名震一时。其之所以如此重视礼，是由于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曾公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见前文）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亦写道：“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邱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以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大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沣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独私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文集》卷三）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曾公在研究礼方面相当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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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的笔记中有一条谈到“礼”：“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赅，则未为失也。”（《杂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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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公此言，将崇尚礼治的心情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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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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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安宁。而若崇尚礼治，则必然要在扶持名教上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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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讨粤匪檄》中云：“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文集》卷三）文中，对太平军信奉基督教，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其用意就是为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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