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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所以贪污成风，变乱之所以接连不断，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社会上缺乏公正的舆论氛围，不能给贪污者与变乱者以应有的道德制裁。对此，曾公在致吴甄甫的信函中写道：“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滑机巧逍遥自得。”（《书札》卷三）又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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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乱由于人心陷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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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用物质现象解释一切，而唯心主义者则用心理现象解释一切。中国过去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大多属于唯心主义者。而曾公虽然采纳多种思想学说，但终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所以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动乱时，便将人心陷溺视为其根本原因。曾公在回复彭丽生的信函中云：“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曾公在所作《原才篇》中亦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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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官、外官办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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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京官与地方官在处理政务方面的通病，曾公亦曾谈及。曾公认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奏疏》卷一——《应诏陈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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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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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所提及的吏治情形与社会风气，曾公决心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所以其政治思想当中，有如下两种重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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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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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本来就喜欢读礼，当年身居京师时，即以《议大礼疏》一文名震一时。其之所以如此重视礼，是由于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曾公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见前文）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亦写道：“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邱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以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大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沣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独私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文集》卷三）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曾公在研究礼方面相当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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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的笔记中有一条谈到“礼”：“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赅，则未为失也。”（《杂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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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公此言，将崇尚礼治的心情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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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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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安宁。而若崇尚礼治，则必然要在扶持名教上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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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讨粤匪檄》中云：“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文集》卷三）文中，对太平军信奉基督教，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其用意就是为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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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谓：“湘军非勤王主义，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维持名教。”此话十分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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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沈葆桢的信函中云：“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亦是曾公大力扶持名教的明证。内容具体如下：“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混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内、一军之中，亦必其是非不诡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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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最重视“礼治主义”，认为：“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分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同时，亦重视“人治主义”，认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引语见梁启超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而曾公的政治思想，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所以，曾公的政治主张，除包括崇尚礼治外，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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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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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人治的崇尚，在其《书札》与《日记》中均有确切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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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公在回复毛寄云中丞的信函云：“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书札》卷十五）又在回复林秀山的信函中云：“法岂可恃？亦视乎人耳。”（《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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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曾公在《日记》中写道：“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辛酉十一月）又写道：“一省风气，依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俗为转移者也。”（辛酉十一月）均彰显出曾公崇尚人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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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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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人治的思想精髓，在于以身作则，见义勇为，从而带动他人模仿学习。曾公既然崇尚人治，那么必然在见义勇为方面当仁不让。比如在回复龙翰臣的信函中写道：“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甚，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书札》卷四）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书札》卷十五）其任劳任怨、勇于担当的精神，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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