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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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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本来就喜欢读礼，当年身居京师时，即以《议大礼疏》一文名震一时。其之所以如此重视礼，是由于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曾公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见前文）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亦写道：“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邱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以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大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沣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独私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文集》卷三）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曾公在研究礼方面相当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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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的笔记中有一条谈到“礼”：“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赅，则未为失也。”（《杂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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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公此言，将崇尚礼治的心情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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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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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安宁。而若崇尚礼治，则必然要在扶持名教上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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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讨粤匪檄》中云：“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文集》卷三）文中，对太平军信奉基督教，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其用意就是为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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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谓：“湘军非勤王主义，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维持名教。”此话十分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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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沈葆桢的信函中云：“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亦是曾公大力扶持名教的明证。内容具体如下：“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混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内、一军之中，亦必其是非不诡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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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最重视“礼治主义”，认为：“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分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同时，亦重视“人治主义”，认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引语见梁启超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而曾公的政治思想，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所以，曾公的政治主张，除包括崇尚礼治外，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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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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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人治的崇尚，在其《书札》与《日记》中均有确切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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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公在回复毛寄云中丞的信函云：“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书札》卷十五）又在回复林秀山的信函中云：“法岂可恃？亦视乎人耳。”（《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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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曾公在《日记》中写道：“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辛酉十一月）又写道：“一省风气，依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俗为转移者也。”（辛酉十一月）均彰显出曾公崇尚人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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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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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人治的思想精髓，在于以身作则，见义勇为，从而带动他人模仿学习。曾公既然崇尚人治，那么必然在见义勇为方面当仁不让。比如在回复龙翰臣的信函中写道：“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甚，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书札》卷四）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书札》卷十五）其任劳任怨、勇于担当的精神，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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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目的在于维持是非公道；崇尚人治，目的在于矫正贪污之风。二者均是从吏治、人心上下功夫，从而正本清源。所以，曾公的政治思想，虽然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但亦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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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政治思想，虽然源自儒家，但并不局限于儒家，因为当中亦涉及法家与道家的政治思想。关于曾公对法家与道家政治思想的采纳，在前文评述曾公思想的转变时，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其政治思想中具有时代特色、超越前人的地方，则在其人才政策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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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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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扶持礼教，重塑官场刚正清廉之风，其关键在于对人才的利用。所以，曾公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书札》卷十二）在《应诏陈言疏》中亦写道：“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奏疏》卷一）然而，利用人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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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公所作的《应诏陈言疏》来看，曾公认为在人才的收罗与利用方面，“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就曾公的其他遗著来看，曾公认为还要懂得访求之道、任用之方以及待遇之法。曾公利用人才的方法如此繁多，可见其对用人一事的重视程度，亦可见利用人才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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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人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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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移人才之道、培养人才之方以及考察人才之法，曾公在《应诏陈言疏》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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