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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讨粤匪檄》中云：“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文集》卷三）文中，对太平军信奉基督教，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其用意就是为扶持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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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谓：“湘军非勤王主义，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维持名教。”此话十分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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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沈葆桢的信函中云：“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亦是曾公大力扶持名教的明证。内容具体如下：“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混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内、一军之中，亦必其是非不诡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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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最重视“礼治主义”，认为：“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分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同时，亦重视“人治主义”，认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引语见梁启超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而曾公的政治思想，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所以，曾公的政治主张，除包括崇尚礼治外，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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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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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人治的崇尚，在其《书札》与《日记》中均有确切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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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公在回复毛寄云中丞的信函云：“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书札》卷十五）又在回复林秀山的信函中云：“法岂可恃？亦视乎人耳。”（《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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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曾公在《日记》中写道：“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辛酉十一月）又写道：“一省风气，依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俗为转移者也。”（辛酉十一月）均彰显出曾公崇尚人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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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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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人治的思想精髓，在于以身作则，见义勇为，从而带动他人模仿学习。曾公既然崇尚人治，那么必然在见义勇为方面当仁不让。比如在回复龙翰臣的信函中写道：“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甚，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书札》卷四）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书札》卷十五）其任劳任怨、勇于担当的精神，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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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礼治，目的在于维持是非公道；崇尚人治，目的在于矫正贪污之风。二者均是从吏治、人心上下功夫，从而正本清源。所以，曾公的政治思想，虽然基本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但亦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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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政治思想，虽然源自儒家，但并不局限于儒家，因为当中亦涉及法家与道家的政治思想。关于曾公对法家与道家政治思想的采纳，在前文评述曾公思想的转变时，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其政治思想中具有时代特色、超越前人的地方，则在其人才政策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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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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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扶持礼教，重塑官场刚正清廉之风，其关键在于对人才的利用。所以，曾公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书札》卷十二）在《应诏陈言疏》中亦写道：“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奏疏》卷一）然而，利用人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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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公所作的《应诏陈言疏》来看，曾公认为在人才的收罗与利用方面，“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就曾公的其他遗著来看，曾公认为还要懂得访求之道、任用之方以及待遇之法。曾公利用人才的方法如此繁多，可见其对用人一事的重视程度，亦可见利用人才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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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人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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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移人才之道、培养人才之方以及考察人才之法，曾公在《应诏陈言疏》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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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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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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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浡然兴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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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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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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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才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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