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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诫委员四条》与《劝诫州县四条》相比较，除“崇俭约以养廉”一条完全相同外，其余各条则均不相同。但其实二者的基本要求，均不外乎知人善任与通晓事理。所以，曾公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以知人晓事作为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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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诫委员四条》能够涵盖曾公理想中的政治人才所应具备的全部品质。所谓“习勤劳以尽职”，则是就职务方面而言；所谓“崇俭约以养廉”，则是就道德方面而言；所谓“勤学问以广才”，则是就才能方面而言；所谓“戒傲情以正俗”，则是就责任方面而言。至于态度方面，不外乎勤劳谦谨，均渗透在以上四条内容之中。另外，根据“勤学问以广才”一条的内容，可知曾公所谓的委员，包括军事人员、政治人员、财务人员与文书人员。所以毋庸置疑，《劝诫委员四条》其实适用于所有政治人员。若仅就政治的狭义而言，《劝诫委员四条》中的规定本属于吏事范畴，只适用于安抚百姓、催收租税、审理案件、督促农事等工作。但就政治的广义而言，则军政、财政、内务、外交，无一不在政治范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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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论对待绅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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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论述的内容，均仅就从政者而言。而社会上除从政者之外，还有绅士阶层与普通民众，皆与从政者有很大关系。所以，在讨论政治思想时，如何对待绅士，以及如何爱护民众，亦是需要注意的事情。曾公对此两点，均有相关言论。如曾公所作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其中第十条为“奖借人才，变易风俗”，即是讲如何对待绅士。其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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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欲厚风俗，不得不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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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乡大夫宾兴贤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艺而登进之。后世风教日颓，所谓六德者，不可得而见矣。至于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孝、友则宗族敬服，睦、婣则亲党敬服，今世未尝无此等人也。任则出力以救急，恤则生财以济穷，今世亦未尝无此等人也。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今世取士，用文字、诗赋、经策，其事虽异，其名曰艺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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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牧令，即古乡大夫之职，本有兴贤举能之责。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贤士。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者，是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襄成义举者，是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者，是为有学之科。仰各州县采访保举，一县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无所举，及举而不实者，该县令皆予记过。教官如确有所见，亦可随时禀保。举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额以旌其宅，或延致来省，赐之酒食，馈以仪物。举有才者，本部堂或饬属派充团长，酌给薪水，或调省一见，札令帮办捕务。举有学者，本部堂或荐诸学使，量加奖拔，或召之来省肄业，优给膏火。每州每县，皆有数人为大吏所知，则正气可以渐伸，奸宄因而敛迹。此虽与清讼无涉，而端本善俗，尤在于此。用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诸良吏勿以为迂而忽之！”（《杂著》卷四）即是说，对待地方绅士，从政者应当经常拜访保举，或给以很高的礼遇，或给以言语上的褒奖，从而能够收到“用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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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曾公在致胞弟曾国荃的信函中，亦谈及对待绅士之道，与上文相比，虽然言语十分简略，但意思大致相同。信中写道：“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则痛誉之，见一不善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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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作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中，有《劝诫绅士四条》，其原注云：“本省卿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其中关于对待绅士之道，有十分详细的阐述。曾公对绅士阶层所寄予的期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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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保愚懦以庇乡。军兴以来，各县皆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派勒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就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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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崇廉让以奉公。凡有公局，即有经营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权利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长官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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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禁大言以务实。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据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大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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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扩才识以待用。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无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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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条似乎是对绅（即地方有名望之人）而言，后两条则似乎是对士（即不曾为官的科举士子）而言。曾公希望前者能够奉公守法，而后者能够学以致用。因为绅与士之间略有差别，所以对二者的期望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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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一般喜于结交绅士的官吏，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赞誉，而排斥绅士的官吏，则常常遭到过于苛刻的诋毁。曾公虽然主张礼遇绅士，但认为，若丧失原则，欲借结交绅士而沽名钓誉，则万万不可。所以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近年如沈幼丹在江，蒋芗泉在浙，皆以联络绅士，大得名誉，跪道攀留。而云仙以疏斥绅士，终不得久于其位。……弟此次赴鄂，虽不必效沈、蒋之枉道干誉，然亦不可如云仙之讥侮绅士，动成荆棘。大约礼貌宜恭，银钱宜松，背后不宜多着贬词，纵不见德，亦可以远怨矣。”（《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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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坚持敬重绅士、爱护民众的主张，但其中自有权衡，认为应当区别对待。曾公曾云：“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正月十九日致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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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节 论爱护民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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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在如何对待绅士方面的主张，上文已有充分论述。至于曾公在爱护民众方面的观点，则可参考其回复高云浦的信函，具体内容如下：“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吾辈居官者，与百姓交涉，只有词讼与钱粮两端。钱粮不能无浮收，但不可过于浮勒，词讼不能必听断之公允、曲直之悉当，但不可过于拖累，便算是极好之官。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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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民众之道，其实并非仅局限于减轻赋税与清理诉讼两方面。然而，如果确实能够对此两项责任认真履行，那么毋庸置疑，将给广大百姓带来极大好处。曾公于咸丰元年曾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认为所谓民间疾苦，不外乎三项：“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若果真如曾公所言，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剔除政府冗余法令，端正肃清刑罚制度，则民间疾苦势必能够减去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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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减轻赋税、简省政令、端正量刑制度，自然首先须从整顿吏治与稳定人心上痛下功夫。曾公在致胡林翼的信函中云：“细观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卷十二）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云：“州县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即吾辈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侍师公之为，亦当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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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是因为整顿吏治与稳定人心，属于最佳的爱护民众之道与平定叛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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