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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25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无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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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27 前两条似乎是对绅(即地方有名望之人)而言,后两条则似乎是对士(即不曾为官的科举士子)而言。曾公希望前者能够奉公守法,而后者能够学以致用。因为绅与士之间略有差别,所以对二者的期望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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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29 自古以来,一般喜于结交绅士的官吏,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赞誉,而排斥绅士的官吏,则常常遭到过于苛刻的诋毁。曾公虽然主张礼遇绅士,但认为,若丧失原则,欲借结交绅士而沽名钓誉,则万万不可。所以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近年如沈幼丹在江,蒋芗泉在浙,皆以联络绅士,大得名誉,跪道攀留。而云仙以疏斥绅士,终不得久于其位。……弟此次赴鄂,虽不必效沈、蒋之枉道干誉,然亦不可如云仙之讥侮绅士,动成荆棘。大约礼貌宜恭,银钱宜松,背后不宜多着贬词,纵不见德,亦可以远怨矣。”(《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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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31 曾公一生坚持敬重绅士、爱护民众的主张,但其中自有权衡,认为应当区别对待。曾公曾云:“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正月十九日致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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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36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1705914685]
1705918337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节 论爱护民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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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39 关于曾公在如何对待绅士方面的主张,上文已有充分论述。至于曾公在爱护民众方面的观点,则可参考其回复高云浦的信函,具体内容如下:“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吾辈居官者,与百姓交涉,只有词讼与钱粮两端。钱粮不能无浮收,但不可过于浮勒,词讼不能必听断之公允、曲直之悉当,但不可过于拖累,便算是极好之官。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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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41 爱护民众之道,其实并非仅局限于减轻赋税与清理诉讼两方面。然而,如果确实能够对此两项责任认真履行,那么毋庸置疑,将给广大百姓带来极大好处。曾公于咸丰元年曾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认为所谓民间疾苦,不外乎三项:“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若果真如曾公所言,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剔除政府冗余法令,端正肃清刑罚制度,则民间疾苦势必能够减去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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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43 而要减轻赋税、简省政令、端正量刑制度,自然首先须从整顿吏治与稳定人心上痛下功夫。曾公在致胡林翼的信函中云:“细观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卷十二)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云:“州县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即吾辈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侍师公之为,亦当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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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45 之所以“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是因为整顿吏治与稳定人心,属于最佳的爱护民众之道与平定叛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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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50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1705914686]
1705918351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节 论政治与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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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53 因为爱护民众,所以曾公对于民间舆论亦十分重视。比如,曾公在回复孙小山的信函中,写道:“多筹厘饷以固军心,鄙人之不得已也。因筹饷而扰累商民,大拂公论,亦鄙人所不敢出此也。”(《书札》卷二十八)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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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55 办理政事时,固然不能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亦不能毫无主见、左右摇摆。总而言之,自己必须能够权衡利弊,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承示淮鹾利弊,洒洒数千言,至为详悉。所云:‘局外之论,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亲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顾物力之盈虚;议变法者,不计善后之繁重。’此数语尤中肯綮。国藩前书欲阁下审听慎择而不轻发者,正是此意。……国藩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阁下精思锐入,每多独得之奥。而求之太深,处处视同荆棘,亦未免舍康庄而由鼠穴,厌刍豢而思螺蛤。”(《书札》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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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57 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云:“取利多而民怨,参劾多而官诽,有以此见告者,非不当自省,但不宜以郁蓄心中耳。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古人云:‘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至站脚不住。’侍平日短处只是在毁誉上讨消息,近则思在用人当否上讨消息耳。”(《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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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59 之所以要有自己的主见,有两点原因:一、凡是从事政治的人,不可能只收到赞誉而不会招来诋毁,亦不可能只获得感激而不会引来怨恨;二、社会舆论往往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并无固定标准。因此,如果自己没有主心骨,只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么终有一日,会被舆论的浪潮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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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61 曾公在致恽次山的信函中写道:“大氐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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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63 又在回复陈舫仙的信函中写道:“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红黑而终不改其度。阁下此次进京,时日无几,而天眷物论似均优许,望阁下弗引之以自喜;将来设有訾议吹求,恩眷少替,望阁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专求自立之道,私事则行己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则吏治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而以诚字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讥,若倾黄河以涤凝污,岂待辨哉?”(《书札》卷二十四)两封信言辞恳切,均强调要脚踏实地,自立自强,而不应以他人的毁誉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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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65 曾公认为,对从事政治之人而言,应当多关注自己在用人方面处理是否得当,而不应过于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曾公之所以有如此认识,不但是因为其见解超群,更是缘于其丰富的阅历。当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时,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中写道:“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而其物议沸腾,被人参劾者,每在用人之不当。沅弟爱博而面软,向来用人失之于冗。以后宜慎选贤员,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数员,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资浅,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理人力,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见。用人不率,存心不自满,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于咎戾,不坠令名。至嘱至嘱,幸勿以为泛常之语而忽视之!”(《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足以说明,曾公的政治思想与其自身丰富的阅历之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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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67 曾公处理政事时,“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由此可见,曾公既不是思想顽固之流,亦不是盲从他人之辈。曾公不仅对社会舆论抱如此态度,而且对于别人的建议亦抱如此态度。比如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函中云:“至于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会城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抑所谓阳骄者也。然因此而尽废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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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8369 “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曾公能有如此的态度与见解,相当值得赞赏。近来所谓的大政治家之风度,不正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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