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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扩才识以待用。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无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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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条似乎是对绅（即地方有名望之人）而言，后两条则似乎是对士（即不曾为官的科举士子）而言。曾公希望前者能够奉公守法，而后者能够学以致用。因为绅与士之间略有差别，所以对二者的期望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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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一般喜于结交绅士的官吏，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赞誉，而排斥绅士的官吏，则常常遭到过于苛刻的诋毁。曾公虽然主张礼遇绅士，但认为，若丧失原则，欲借结交绅士而沽名钓誉，则万万不可。所以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近年如沈幼丹在江，蒋芗泉在浙，皆以联络绅士，大得名誉，跪道攀留。而云仙以疏斥绅士，终不得久于其位。……弟此次赴鄂，虽不必效沈、蒋之枉道干誉，然亦不可如云仙之讥侮绅士，动成荆棘。大约礼貌宜恭，银钱宜松，背后不宜多着贬词，纵不见德，亦可以远怨矣。”（《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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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坚持敬重绅士、爱护民众的主张，但其中自有权衡，认为应当区别对待。曾公曾云：“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正月十九日致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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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节 论爱护民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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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在如何对待绅士方面的主张，上文已有充分论述。至于曾公在爱护民众方面的观点，则可参考其回复高云浦的信函，具体内容如下：“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吾辈居官者，与百姓交涉，只有词讼与钱粮两端。钱粮不能无浮收，但不可过于浮勒，词讼不能必听断之公允、曲直之悉当，但不可过于拖累，便算是极好之官。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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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民众之道，其实并非仅局限于减轻赋税与清理诉讼两方面。然而，如果确实能够对此两项责任认真履行，那么毋庸置疑，将给广大百姓带来极大好处。曾公于咸丰元年曾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认为所谓民间疾苦，不外乎三项：“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若果真如曾公所言，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剔除政府冗余法令，端正肃清刑罚制度，则民间疾苦势必能够减去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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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减轻赋税、简省政令、端正量刑制度，自然首先须从整顿吏治与稳定人心上痛下功夫。曾公在致胡林翼的信函中云：“细观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卷十二）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云：“州县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即吾辈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侍师公之为，亦当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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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是因为整顿吏治与稳定人心，属于最佳的爱护民众之道与平定叛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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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节 论政治与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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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护民众，所以曾公对于民间舆论亦十分重视。比如，曾公在回复孙小山的信函中，写道：“多筹厘饷以固军心，鄙人之不得已也。因筹饷而扰累商民，大拂公论，亦鄙人所不敢出此也。”（《书札》卷二十八）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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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政事时，固然不能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亦不能毫无主见、左右摇摆。总而言之，自己必须能够权衡利弊，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承示淮鹾利弊，洒洒数千言，至为详悉。所云：‘局外之论，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亲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顾物力之盈虚；议变法者，不计善后之繁重。’此数语尤中肯綮。国藩前书欲阁下审听慎择而不轻发者，正是此意。……国藩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阁下精思锐入，每多独得之奥。而求之太深，处处视同荆棘，亦未免舍康庄而由鼠穴，厌刍豢而思螺蛤。”（《书札》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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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云：“取利多而民怨，参劾多而官诽，有以此见告者，非不当自省，但不宜以郁蓄心中耳。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古人云：‘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至站脚不住。’侍平日短处只是在毁誉上讨消息，近则思在用人当否上讨消息耳。”（《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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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有自己的主见，有两点原因：一、凡是从事政治的人，不可能只收到赞誉而不会招来诋毁，亦不可能只获得感激而不会引来怨恨；二、社会舆论往往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并无固定标准。因此，如果自己没有主心骨，只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么终有一日，会被舆论的浪潮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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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恽次山的信函中写道：“大氐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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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陈舫仙的信函中写道：“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红黑而终不改其度。阁下此次进京，时日无几，而天眷物论似均优许，望阁下弗引之以自喜；将来设有訾议吹求，恩眷少替，望阁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专求自立之道，私事则行己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则吏治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而以诚字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讥，若倾黄河以涤凝污，岂待辨哉？”（《书札》卷二十四）两封信言辞恳切，均强调要脚踏实地，自立自强，而不应以他人的毁誉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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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对从事政治之人而言，应当多关注自己在用人方面处理是否得当，而不应过于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曾公之所以有如此认识，不但是因为其见解超群，更是缘于其丰富的阅历。当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时，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中写道：“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而其物议沸腾，被人参劾者，每在用人之不当。沅弟爱博而面软，向来用人失之于冗。以后宜慎选贤员，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数员，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资浅，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理人力，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见。用人不率，存心不自满，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于咎戾，不坠令名。至嘱至嘱，幸勿以为泛常之语而忽视之！”（《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足以说明，曾公的政治思想与其自身丰富的阅历之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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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处理政事时，“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由此可见，曾公既不是思想顽固之流，亦不是盲从他人之辈。曾公不仅对社会舆论抱如此态度，而且对于别人的建议亦抱如此态度。比如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函中云：“至于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会城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抑所谓阳骄者也。然因此而尽废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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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曾公能有如此的态度与见解，相当值得赞赏。近来所谓的大政治家之风度，不正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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