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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政事时,固然不能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亦不能毫无主见、左右摇摆。总而言之,自己必须能够权衡利弊,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承示淮鹾利弊,洒洒数千言,至为详悉。所云:‘局外之论,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亲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顾物力之盈虚;议变法者,不计善后之繁重。’此数语尤中肯綮。国藩前书欲阁下审听慎择而不轻发者,正是此意。……国藩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阁下精思锐入,每多独得之奥。而求之太深,处处视同荆棘,亦未免舍康庄而由鼠穴,厌刍豢而思螺蛤。”(《书札》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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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云:“取利多而民怨,参劾多而官诽,有以此见告者,非不当自省,但不宜以郁蓄心中耳。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古人云:‘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至站脚不住。’侍平日短处只是在毁誉上讨消息,近则思在用人当否上讨消息耳。”(《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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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有自己的主见,有两点原因:一、凡是从事政治的人,不可能只收到赞誉而不会招来诋毁,亦不可能只获得感激而不会引来怨恨;二、社会舆论往往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并无固定标准。因此,如果自己没有主心骨,只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么终有一日,会被舆论的浪潮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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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恽次山的信函中写道:“大氐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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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陈舫仙的信函中写道:“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红黑而终不改其度。阁下此次进京,时日无几,而天眷物论似均优许,望阁下弗引之以自喜;将来设有訾议吹求,恩眷少替,望阁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专求自立之道,私事则行己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则吏治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而以诚字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讥,若倾黄河以涤凝污,岂待辨哉?”(《书札》卷二十四)两封信言辞恳切,均强调要脚踏实地,自立自强,而不应以他人的毁誉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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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对从事政治之人而言,应当多关注自己在用人方面处理是否得当,而不应过于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曾公之所以有如此认识,不但是因为其见解超群,更是缘于其丰富的阅历。当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时,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中写道:“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而其物议沸腾,被人参劾者,每在用人之不当。沅弟爱博而面软,向来用人失之于冗。以后宜慎选贤员,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数员,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资浅,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理人力,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见。用人不率,存心不自满,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于咎戾,不坠令名。至嘱至嘱,幸勿以为泛常之语而忽视之!”(《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足以说明,曾公的政治思想与其自身丰富的阅历之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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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处理政事时,“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由此可见,曾公既不是思想顽固之流,亦不是盲从他人之辈。曾公不仅对社会舆论抱如此态度,而且对于别人的建议亦抱如此态度。比如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函中云:“至于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会城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抑所谓阳骄者也。然因此而尽废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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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曾公能有如此的态度与见解,相当值得赞赏。近来所谓的大政治家之风度,不正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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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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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政治的人,固然应当留心舆论,借此以砥砺自己,但同时更应当关注军事情形,从而使政治局面稳如磐石。军事与政治,二者关系至为密切。对此,曾公在致郭嵩焘的信函中云:“大抵吏治与军务相表里。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虽有龚、黄良吏,从何施手?”(《书札》卷二十二)即是说,地方上社会动荡,盗匪横行,若不先发动兵力肃清混乱局面,政治举措必将无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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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毛寄云的信函中云:“方今大难未平,虽专任地方,亦不能不主持军事。望阁下留意人才,以备折冲御侮之选。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书札》卷十一)即是说,如今大难未平,隐患丛生,虽然仅负责地方上的政事,但对军事方面的人才,亦须时刻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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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回复郭意城的信函中写道:“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重。”(《书札》卷十二)则是说,对待军事与吏治两方面,应当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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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良好的军事有利于政治,而且清明的政治同样有利于军事。因为军事的作用在于平定叛乱,而政治的作用在于安定民心。仅以军事,虽然能够平定叛乱,但未必能稳定民心,叛乱的根源仍然存在。所以,曾公在致彭玉麟的信函中写道:“公于吏事,不宜放松,风气之所系,与兵事息息相关也。”(《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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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论政治与财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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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处理政事,二者均需以充足的财力作保障。所以,政治与财政亦有密切的关系。曾公在回复刘印渠的信函中云:“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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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节 曾公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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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军事与讲究吏治,均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所以,对于理财之道,我们自然不能置之不讲。下面,我们来探讨曾公在财政政策上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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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财政管理方面,不仅重视开源,更关注节流。曾公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理财之道,莫患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蠹。”(《书札》卷二十八)即是说,理财时,应当把节流摆在重要地位。曾公之所以有此主张,是因为有先例可循,比如曾公在此信函中又云:“往年胡、严二公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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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厘金征收方面,主张要杜绝中饱私囊的弊政;在田赋征收方面,则主张要严厉打击浮收的现象。总之,对多向百姓征收,少向上级缴纳,从而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州县陋规,以不催正供为市恩之地,即以多征少解为中饱之谋。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风,故专以催科课州县之贤否,且谓‘阳城二语,为不肖州县之护身符’,又谓‘后世正赋,比三代之什一,轻减倍蓰。催征则导民亲上急公之忱,不催征则长民犯上作乱之机’等语。国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论为然,但须力禁浮收。……既革浮收,则催征乃州县之本分,民间之大义,不可放松。”(《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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