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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政事时，固然不能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亦不能毫无主见、左右摇摆。总而言之，自己必须能够权衡利弊，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承示淮鹾利弊，洒洒数千言，至为详悉。所云：‘局外之论，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亲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顾物力之盈虚；议变法者，不计善后之繁重。’此数语尤中肯綮。国藩前书欲阁下审听慎择而不轻发者，正是此意。……国藩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阁下精思锐入，每多独得之奥。而求之太深，处处视同荆棘，亦未免舍康庄而由鼠穴，厌刍豢而思螺蛤。”（《书札》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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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云：“取利多而民怨，参劾多而官诽，有以此见告者，非不当自省，但不宜以郁蓄心中耳。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古人云：‘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至站脚不住。’侍平日短处只是在毁誉上讨消息，近则思在用人当否上讨消息耳。”（《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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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有自己的主见，有两点原因：一、凡是从事政治的人，不可能只收到赞誉而不会招来诋毁，亦不可能只获得感激而不会引来怨恨；二、社会舆论往往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并无固定标准。因此，如果自己没有主心骨，只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么终有一日，会被舆论的浪潮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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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恽次山的信函中写道：“大氐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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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陈舫仙的信函中写道：“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红黑而终不改其度。阁下此次进京，时日无几，而天眷物论似均优许，望阁下弗引之以自喜；将来设有訾议吹求，恩眷少替，望阁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专求自立之道，私事则行己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则吏治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而以诚字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讥，若倾黄河以涤凝污，岂待辨哉？”（《书札》卷二十四）两封信言辞恳切，均强调要脚踏实地，自立自强，而不应以他人的毁誉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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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对从事政治之人而言，应当多关注自己在用人方面处理是否得当，而不应过于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曾公之所以有如此认识，不但是因为其见解超群，更是缘于其丰富的阅历。当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时，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中写道：“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而其物议沸腾，被人参劾者，每在用人之不当。沅弟爱博而面软，向来用人失之于冗。以后宜慎选贤员，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数员，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资浅，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理人力，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见。用人不率，存心不自满，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于咎戾，不坠令名。至嘱至嘱，幸勿以为泛常之语而忽视之！”（《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足以说明，曾公的政治思想与其自身丰富的阅历之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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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处理政事时，“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由此可见，曾公既不是思想顽固之流，亦不是盲从他人之辈。曾公不仅对社会舆论抱如此态度，而且对于别人的建议亦抱如此态度。比如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函中云：“至于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会城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抑所谓阳骄者也。然因此而尽废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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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曾公能有如此的态度与见解，相当值得赞赏。近来所谓的大政治家之风度，不正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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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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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政治的人，固然应当留心舆论，借此以砥砺自己，但同时更应当关注军事情形，从而使政治局面稳如磐石。军事与政治，二者关系至为密切。对此，曾公在致郭嵩焘的信函中云：“大抵吏治与军务相表里。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虽有龚、黄良吏，从何施手？”（《书札》卷二十二）即是说，地方上社会动荡，盗匪横行，若不先发动兵力肃清混乱局面，政治举措必将无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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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毛寄云的信函中云：“方今大难未平，虽专任地方，亦不能不主持军事。望阁下留意人才，以备折冲御侮之选。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书札》卷十一）即是说，如今大难未平，隐患丛生，虽然仅负责地方上的政事，但对军事方面的人才，亦须时刻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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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回复郭意城的信函中写道：“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重。”（《书札》卷十二）则是说，对待军事与吏治两方面，应当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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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良好的军事有利于政治，而且清明的政治同样有利于军事。因为军事的作用在于平定叛乱，而政治的作用在于安定民心。仅以军事，虽然能够平定叛乱，但未必能稳定民心，叛乱的根源仍然存在。所以，曾公在致彭玉麟的信函中写道：“公于吏事，不宜放松，风气之所系，与兵事息息相关也。”（《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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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论政治与财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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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处理政事，二者均需以充足的财力作保障。所以，政治与财政亦有密切的关系。曾公在回复刘印渠的信函中云：“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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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节 曾公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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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军事与讲究吏治，均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所以，对于理财之道，我们自然不能置之不讲。下面，我们来探讨曾公在财政政策上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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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财政管理方面，不仅重视开源，更关注节流。曾公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理财之道，莫患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蠹。”（《书札》卷二十八）即是说，理财时，应当把节流摆在重要地位。曾公之所以有此主张，是因为有先例可循，比如曾公在此信函中又云：“往年胡、严二公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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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厘金征收方面，主张要杜绝中饱私囊的弊政；在田赋征收方面，则主张要严厉打击浮收的现象。总之，对多向百姓征收，少向上级缴纳，从而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州县陋规，以不催正供为市恩之地，即以多征少解为中饱之谋。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风，故专以催科课州县之贤否，且谓‘阳城二语，为不肖州县之护身符’，又谓‘后世正赋，比三代之什一，轻减倍蓰。催征则导民亲上急公之忱，不催征则长民犯上作乱之机’等语。国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论为然，但须力禁浮收。……既革浮收，则催征乃州县之本分，民间之大义，不可放松。”（《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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