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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不愿激怒众国，所以曾公在审理天津教案时，态度稍显柔弱，结果招致国人的强烈不满。曾公在回复窦佩蘅的信函中，曾就此事解释道：“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由此可见，曾公的外交政策确实以国力为转移，所以，当时曾公稍显软弱的处事态度，根本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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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云：“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大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代李伯相拟陈督忠臣勋事实疏》）此段论述，可谓是对曾公外交策略的极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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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二节 团务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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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讲究洋务，主要是在其晚年时期；至于办理团务，则主要是在其中年时期。团务以清查户口、稳定地方秩序为主要职能，所以实际属于政治范畴。凡是曾公关于团务方面的言论，基本属于其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将之放在此处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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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办理团练初期，曾经专门致信湖南各州县中德高望重的乡绅耆老，阐明团练的意义。信中写道：“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共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心，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我民不肯实心奉行耳。”（《书礼》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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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民间财力枯竭，团务不易实行，曾公于是开始只重团，而不重练，并将肃清土匪作为当务之急。其在回复文任吾的信函中，写道：“办团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重以去年枯旱，十室九饥，与之言敛费以举团事，则情不能感，说不能动，威势不能劫。彼诚朝不谋夕，无钱可捐，而又见夫经手者之不免染指，则益含怨而不肯从事。故国藩此次办法，重在团而不练。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数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困穷，无生可谋。治之者当如养久病之婴儿，攻补温凉，皆难骤进，风寒饮食，动辄得咎。故鄙意重在团而不重在练，抑且不遽重在团而先重在办土匪。我不能有利于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而害民之中，又择其尤甚者，如尊书所谓‘会匪头目，抢案首犯，斩刈无赦；其余可宥原者，皆行保释’最为得体。舍粤匪而办胁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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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方财力薄弱，团练不易办理，所以曾公又主张，各地团练的实行方案，应因各地的具体经济状况而异，即“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多”。曾公在致朱石翘的信函中写道：“方今民穷财困，吾辈势不能别有噢咻生息之术，计惟力去害民之人，以听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去冬之出，奉命以团练为名。近来不谈此二字。每告人曰：‘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多。’如此立说，明知有日就懈散之弊，然懈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则新进生事者持札四出，讹索逼勒，无所不至。功无尺寸，然弊重邱山，亦良可深虑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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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团的目的在于清查户口，以杜绝土匪的勾引。对此，曾公在致吴甄甫的信函中写道：“春间与乡人细究团练一事，咸以为团练二字，当分为两层：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练或择人而举，团则宜遍地兴办，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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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团而不练，一中为团而兼练。曾公在回复李瀚章的信函中，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解释：“团而不练者，不敛捐费，不发口粮，仅仅稽查奸细，捆送土匪，即古来保甲之法。团而兼练者，必立营哨，必发口粮，即今日出征官勇之法。”（《书札》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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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团务，既有利亦有弊，关键在于用人是否得当。曾公在回复汪枚村的信函中云：“乡团实不足御大股之贼。其绅董之为团总者，尤难其选。贤者吃尽辛苦，终不能以制贼，则费力而不讨好；不贤者则借敛费扰民，把持公事。”（《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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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丁稚璜的信函云：“尊意谓：‘保甲之法，实为弭盗良策。’弟意办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名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与近世所谓办团者，初无二致。县令苟得其人，办理果得实效，足以禁治小窃窝户；如不得人，不特毫无裨益，弊端亦殊不少。弟常谓保甲当摄官而使，不可用通饬之札，札行全省也。”（《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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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在团务方面的见解，基本都属于经验之谈，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用人要得当，足见曾公对人治的一贯推崇。当年曾公在办理团务时，曾致信于江忠源与左宗棠，云：“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观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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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言论，字字句句皆饱含沉痛之情，可谓将曾公对待团务光明磊落的态度表露无遗，亦可谓是曾公全部政治思想的中心。所以特地将其摘录下来，作为对本章内容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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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七章 军事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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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于军事，早年并不十分熟悉。当初身居京师时，虽然曾经做过理论上的探讨，但并无实际经验。自从奉命帮办团练，招募乡勇之后，戎马倥偬几十余年，其间或于营帐中冥思苦想兵法中的奥妙，或亲临沙场实践行兵布阵的谋略，或翻阅典籍借鉴历史经验，或虚心请教周围有丰富阅历的人，于是其军事学识愈来愈深厚。所以说，曾公虽然并未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其军事学识却相当可观，很值得我们做一番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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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行军之道，往往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对此，稍有军事历史常识的人，基本都了解。曾公虽然对军事历史并未做过专门研究，但对此道理亦曾有所论及，比如曾公在其所上奏的《再议练军事宜折》中云：“窃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攻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即就扎营一事言之：湘勇初出，亦屡为粤匪所破，既而高其垒，深其濠，先图自固之道，旋即用此以制敌；厥后淮勇诸军继起，亦皆以高垒深沟为自立之本，善扎营者即称劲旅；直至移师北来，改剿捻匪，每日计行路之远近，分各营之优劣，曾无建垒挖濠之暇，而营垒之或坚或否，于胜负全不相涉；即询及陕甘剿回，贵州平苗，亦不以筑垒挖濠为先务；至天津捍御外洋，虽坚壁亦不足恃。即此一端，已知陈迹之不可狃，兵势之变化无常矣。”（《奏稿》卷三十二）既然行军作战之道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若欲了解曾公的军事学识，就应先了解当时的军事情形。在评述曾公的军事学识时，我们先讲述曾公对当时军事的批评，然后再讨论曾公的治军方法，亦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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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曾公对当时军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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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当时军事的批评，除前面所引述的《议汰兵疏》中的内容外，其全集中亦有不少相关言论。但概括而言，则不外乎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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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不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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