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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财政管理方面，不仅重视开源，更关注节流。曾公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理财之道，莫患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蠹。”（《书札》卷二十八）即是说，理财时，应当把节流摆在重要地位。曾公之所以有此主张，是因为有先例可循，比如曾公在此信函中又云：“往年胡、严二公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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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厘金征收方面，主张要杜绝中饱私囊的弊政；在田赋征收方面，则主张要严厉打击浮收的现象。总之，对多向百姓征收，少向上级缴纳，从而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州县陋规，以不催正供为市恩之地，即以多征少解为中饱之谋。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风，故专以催科课州县之贤否，且谓‘阳城二语，为不肖州县之护身符’，又谓‘后世正赋，比三代之什一，轻减倍蓰。催征则导民亲上急公之忱，不催征则长民犯上作乱之机’等语。国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论为然，但须力禁浮收。……既革浮收，则催征乃州县之本分，民间之大义，不可放松。”（《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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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盐务方面，曾公曾有比较详细的言论。比如曾公在《家书》中写道：“盐务利弊，万言难尽，然扼要亦不过数语。太平之世两语，曰：‘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两语，曰：‘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何谓‘出处防偷漏’？盐出海滨场灶，商贩赴场买盐，每斤元盐，价二三文，交灶丁收；纳官课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专完灶丁之盐价，不纳院司之官课者，谓之私盐，即偷漏也。何谓‘售处防侵占’？如两湖、江西，均系应销淮盐之引地，主持淮政者，即须霸住三省之地，只许民食淮盐，不许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粤私、江民食闽私，亦不许川、闽、粤各贩侵我淮地，此谓防侵占也。何谓‘暗贩抽散厘’？军兴以来，细民在下游贩盐，经过贼中金陵、安庆等处，售于上游华阳、吴城、武穴等处，无引无票无照，是谓暗贩。无论贼卡官卡，到处完厘，是谓抽散厘也。何谓‘明贩收总税’？去年官帅给票与和意诚号，本年乔公给票与商人和骏发号，目下余亦给票与和骏发，皆令其在泰州运盐，在运司纳课，用洋船拖过九洑州，在于上游售卖。售于湖北者，在安庆收税，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售于江西者，在安庆每斤收十四文，在吴城收八文。此所谓明贩收总税也。”（《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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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书札》中写道：“凡盐务无他谬巧，有六字诀，曰‘来得松，销得旺’而已。官运如此，商运亦如此。票商如此，网商亦如此。甚至大枭私贩，莫不如此。总须依此六字而后有利可图。”（《书札》卷二十八——复李松崖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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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来得松”，即是指产品的原料容易获取；所谓“销得旺”，即是指产品的销路十分良好。只有当供过于求时，产品的原料才能容易获得；只有当求过于供时，产品的销路才会良好。来得松，则生产成本较低；销得旺，则销售利润较大。对于盐务，曾公认为必须“来得松，销得旺”，方才有利可图。此观点与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似乎相当契合。可见，曾公虽然从未涉足科学领域，但其头脑中总能闪现出一些与近来所兴起的科学理论相一致的思想火花。至于曾公所提及的“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即是当时征收盐税的全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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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税征收方面，值得担忧的问题不在于征收法制的优劣，而在于征收人员素质的好坏。所以，曾公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江西厘务，立法不为不密，只因各卡之贤员过少，遂觉前此之成法皆虚。”（《书札》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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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必欲概选贤员，分部各卡，是岂咄嗟能办？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解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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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的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与节流，而节流又比开源重要；至于整顿财政的方法，则不外乎用人与立法，而用人又比立法重要；而其筹划财政的具体情况，在第六章《中年生活（二）》之“经济生活”一节中，已作大概叙述，所以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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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一节 曾公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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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派遣李鸿章率兵支援上海后，曾公鉴于李鸿章经常要与外国人交涉，因此往往在致李鸿章的信函中，就当时所谓的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加上曾公晚年时曾审理过天津教案，所以对于曾公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我们亦可以展开一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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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公在对外交涉时，主要秉持孔子所谓“言忠信，行笃敬”的处事原则。比如曾公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写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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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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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与外国交涉时，对于细枝末节不必斤斤计较，但是对于关系重大之事，则应拼命争取。曾公在回复吴竹庄的信函中云：“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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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亦云：“夷兵待我兵，敬让加礼。何伯待阁下词意和顺，此最好机括。但宜戒我军弁勇，谦卑逊顺，匪骄匪傲。语言之间，莫含讥讽；银钱之间，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勾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致无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书札》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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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的读书人，严格遵循古训，常常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以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举止上往往疏远对方，态度上亦相当含浑。而曾公亦不例外，所以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貊、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形迹总以疏淡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则彼必愈求亲昵，此一定之情态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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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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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对外交涉方面，虽然主张态度含浑，但依旧认为要以诚信为主。其在回复郭嵩焘的信函中写道：“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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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应敏斋的信函中写道：“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有真意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书札》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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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之道，虽然有赖于高超的外交辞令，但主要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曾公认为，若要在外交中取得胜利，应当首先寻求自强之道。此观点可谓深有见地。曾公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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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云：“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居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憾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壬戌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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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曾公认为在对外交涉时，切忌激怒众国，以免导致自己国家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在回复窦佩蘅的信函中云：“窃谓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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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不愿激怒众国，所以曾公在审理天津教案时，态度稍显柔弱，结果招致国人的强烈不满。曾公在回复窦佩蘅的信函中，曾就此事解释道：“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由此可见，曾公的外交政策确实以国力为转移，所以，当时曾公稍显软弱的处事态度，根本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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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云：“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大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代李伯相拟陈督忠臣勋事实疏》）此段论述，可谓是对曾公外交策略的极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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