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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功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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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不相救的后果是，给予敌人将己方兵力各个击破的机会，从而导致全军覆没；妒功嫉能的后果则是，军队内部互相仇视，功败垂成，从而令支持者痛惜，而让敌人拍手叫好。此二者，均属于军队当中危害极大的不良风气。所以，曾公不仅对败不相救表示不满，而且对妒功嫉能亦大力抨击。曾公在致王璞山的信函中写道：“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嫉能；懦于遇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恨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胜于仇兵。曩者已酉新宁李沅发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层见叠出。”（《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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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习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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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内部之所以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乃是由于习惯使然，而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不良的习气既然已经形成，则自然难以立即消除。所以，曾公在致魁荫庭的信函中写道：“适接来书，盖多至论。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属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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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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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之所以养成种种恶习，乃是平日缺乏训练的缘故。所以，曾公在《特参副将清德折》中云：“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推原其故，总由平日毫无训练，技术生疏，心虚胆怯所致。”（《奏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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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治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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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军队作风、加强武力装备，必然要对以上所列的种种恶习进行大力整治，于是曾公制定出以下几种治理军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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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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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一项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曾公亲眼目睹当时绿营士兵恶习难除，认为若不改弦更张，另立一支崭新的军队，则绝不可能平定祸乱。所以，曾公在致王璞山的信函中写道：“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补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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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文任吾的信函中写道：“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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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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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一项治标的方法。曾公虽然招募乡勇，另立一崭新旗号，但是并未放弃原有的绿营军，而是对其勤加训练，以期改掉绿营士兵身上的恶习。比如，曾公在致张石卿的信函中写道：“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之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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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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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是一种治本的方法。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军队必须有严肃之军纪，然后精神上之团结力得以巩固，战斗力之持久性得以确保。盖战时各部队之任务不同，其境遇亦各有差别，而上自将帅，下至士兵，犹能脉络一贯，万众一心，从一定之方针，取一致之行动者，厥惟军纪是赖。”（见《步兵操典草案》）若欲保持良好的军纪，除要勤加训练外，制定严格的军营制度，乃是一项根本性措施。曾公治理军队时，最看重军营制度。对此，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被调者辄令绿营将官，营出数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军。将士各不相习，依例领军械锅帐，锹斧枪矛，皆窳钝不足用。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车马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惟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垒，壁不及肩，负贩往来营门，隘杂哗嚣，十军而九。有能者因宜约束，自为风气。诸将虽欲画一，率非所统，无所行其禁令。惟满、蒙军稍整齐，而骄横贵倨，言语不相晓。其死亡辄当奏报，又各有贵将，督抚莫能统，尤不轻调发。所发者多绿营额军，其弊如此。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搜考规制，古今章式，无可放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未几，湘军大效。”（《营制篇》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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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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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军营制度，不过是立法而已。虽然有严格的军法，但若无得力的人才，则“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备的制度也只是摆设。所以，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条件是拥有得力的人才。对此，曾公多次言及，比如在致张石卿的信函中云：“世事败坏至此，为臣子者，独当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济艰难。岂可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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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致彭筱房、曾香海的信函中云：“弟尝谓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书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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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论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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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行军打仗首先要具备得力的人才，那么在物色人才时，就应当持有一定的择人标准。曾公在致彭筱房、曾香海的信函中，不仅提及“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而且有更为明确的叙述：“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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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写道：“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阙乏，算彼此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己未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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