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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论兵法，不仅忌讳“形见势绌”，更忌讳“势穷力竭”，比如其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云：“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济、人才之可继言之。”（《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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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忌讳“势穷力竭”，所以曾公主张，打仗时应当士气饱满，即“常存有余不尽之气”。其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云：“‘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罃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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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通晓兵机，所以往往擅长观察敌情。太平军“图解金陵长围，则攻浙江以取远势；图救安庆，则攻江西、湖北以取远势：声东击西，就虚避实，深合用兵之法”（见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对此道理，曾公亦十分明白，比如在致其弟的信函中云：“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钞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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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在致李元度的一封信函中，不仅畅谈兵机，并且谈及观察兵机的态度与方法，如：“贼匪每夜明火列炬，更鼓严明，正守城之下乘。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炬。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抚贼之备物太甚者，其中盖有所不足也。愿足下以精心察之，冷眼窥之，无乘以躁气，无淆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外重而内轻，其为蔽也久矣。仆之不欲再增抚州陆兵，实以金注太重为虑。”（《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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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作为一介书生，在治理军事时，往往用儒家经典来解释兵事，同时用儒家的处事态度来用兵。其中最显著的例证，即是曾公曾云：“‘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书。”（《书札》卷二十一——复李申夫）究其原因，是曾公认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孔子之‘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惰之源。无时不谋，自无惰时矣。”（《日记》——丙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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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行军用兵时，一贯主张军队要充满“忧勤”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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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谓：“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此与“临事而惧”意思相近。具体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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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测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云：‘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日记》——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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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谓：“军事不厌详说。”则与“好谋而成”意思相近。具体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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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不厌详说。既不能临阵阅历，又不于平日讨论，则更无明了之时。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书札》卷二十五——复李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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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事而惧，从而杜绝傲气的滋长；好谋而成，从而铲除惰气的苗头。二者结合，即是所谓“忧勤”。曾公在致唐桂生的信函中云：“军士久坐不动，则渐渐疲弱。必须常常出征，劳苦一番，惊恐一番，乃有常新之气。”（《书札》卷十八）此话与“忧勤”二字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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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忧勤”二字当中，曾公进一步认为，“勤”字最为重要。其在致宋滋九的信函中云：“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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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宋滋九的信函中云：“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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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完全将忧勤与否作为战事胜败的决定因素，所以在治理军队与侦察敌情时，一直以此为宗旨。后来因为阅历的增加，曾公明白，不可绝对依靠忧勤二字。由此可见，曾公的军事学识确实与时俱进。曾公在《笔记十二篇》之《兵气》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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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有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篑，立则仗锸，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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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散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东、河南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旨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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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节 论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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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探讨曾公关于兵机方面的论断，我们对其行军用兵的宗旨已能有所了解。现在再对曾公在战守方面的主张，作一简要概述，以进一步了解曾公的军事学识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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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守事宜，曾公最讲求主客双方的劳逸问题。比如在致易畇荄的信函中云：“行军最宜讲主客劳逸之分。为主而逸者常胜，为客而劳者常败。”（《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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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刘馨室的信函中云：“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确，地势不审，贼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为虑。请阁下与诸公讲明此两层，或我寻贼，先发制人；或贼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一出也！”（《书札》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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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客，即今天所谓的守势与攻势，或防御与攻击。按照曾公所言，似乎采取守势比采取攻势要好。但在防御之中，仍然包含攻击之意，用现代军事学术语来说，即偏重于攻击防御。至于为何要采取此种战略战术，则完全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对此，蔡松坡曾云：“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曾胡治兵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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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用兵打仗时，不仅非常重视主客之分，而且最为重视奇正之别。比如其在《日记》中写道：“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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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时，曾公虽然讲究出巧招、用奇谋，但始终以稳健为主。其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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