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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一节 论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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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曾公最重视“稳”字；治心，曾公最重视“诚”字。诚则明，明则诚，如果内心诚实光明，则用兵打仗时，自然稳当顺利。所以，“诚”字与“稳”字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曾公谓：“驭将之道，最贵推诚。”又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见前文）可见其对诚实品格的推崇。曾公在致李申夫的一封信函中，关于用兵应当以“诚”字为本的论述，尤其恳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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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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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笔记》中有《居业》一条，大意是说，为人诚实乃事业稳固的前提，亦即自立自强的基础。文中对“诚”字与“稳”字的关系展开极为详细的论述，足以说明治心与行军用兵的密切关系。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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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英雄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大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杂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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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诚”，即专一。曾公在论及战守事宜时，曾云：“主守则专守，主战则专战，主城则专修城，主垒则专修垒。切不可脚踏两边桥，临时张皇也！”（《书札》卷十三——复张凯章）亦是说治心是行军用兵之本，若欲战事顺利稳当，则应当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至于曾公崇尚专一的原因，其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凡备多则力分，心专则虑周。”（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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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诚”，即不欺骗他人。曾公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写道：“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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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奉方寸如严师”，即指不欺骗他人，即指“诚”。而曾公之所以“奉方寸如严师”，不仅是因为曾公以德自励、以德励人，亦是由于军事本来就贵在平实，而非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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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喜欢用“平实”二字教诲他人，我们可以从其《批牍》之中发现相关内容。比如曾公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写道：“凡云少兵以尝贼、伪退以诱贼，二者皆士识将心至精至熟者之所为，非新营所可学也。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虚而几不能审，施之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既据禀请撤遣，准即稍差回籍。”（《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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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打仗，不仅应从“平实”二字上下功夫，更应当从“平恕”二字入手。曾公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写道：“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则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则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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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招募的军队基本成员中，士兵大多为朴实厚道的农民，而将官则多为恪守忠义的读书人。曾公之所以“以忠诚为天下倡”，而得到将士们的热情响应，蔚然成风，不仅是由于曾公本人以身作则，亦是因为将士们本性相近，大都质朴善良。只不过，读书人固然有自己的优点，却也难免有不足之处。曾公之所以用“笃实”“平恕”等字眼勉励部属，正是因为：“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而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几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批牍》卷二——《批受业吴希颜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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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所谓豪杰，大都拥有匡时济世之才，具备坚贞不屈之志，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心，不为艰难困苦所吓倒。曾公的属下，大多为血性忠义之人。为倡导“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风，曾公常常用砥砺志气的话勉励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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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不成，初不敢预必，只是日就月将，尽其在我。孔子所谓‘谁敢侮’，孟子所谓‘强为善’，皆此义也。”（《批牍》卷三——《批统带精毅营席道宝田禀》）即是说，做人应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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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凡作一事，无论艰险平易，但须埋头做去。掘井不已，终有及泉之一日。……若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特于兵事无所成，即他事亦自画矣。”（《批牍》卷三——《批暂理依仁等营事务吴廷华禀》）即是说，做事应当有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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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天下滔滔，皆沉迷于利字之中。惟赖文武大员，有长人之责者，矢清洁于屋漏幽独之地，少取一分，则苏一分之民困，亦即挽一分之天心。”（《批牍》卷三——《批湘前营营务处梅守锦源禀》）即是说，做人应当自尊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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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天下绝大事业，多从‘不忍’二字做出；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出。”（《批牍》卷三——《批管带义从营黄令元龄禀》）即是说，待人应当宽容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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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言，虽然多为做人之道，但其实即是治心之法。曾公云：“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日记》——庚申正月）通过以上训导之语，曾公的治心之法，即带兵之道，更加鲜明清晰。但其基本内容，依旧不外乎“择善固执”四字，即始终以“诚”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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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情紧急、军心惶惑之时，如果在指挥上偶尔不谨慎，则稍微一点差错就会搅乱全局；所以，此时应当沉着镇定，制定整体计划。曾公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函中曾云：“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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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时，若欲端正人心，扭转社会风气，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身作则，首先要求自己心正。对此，曾公在致曾国潢的信函中写道：“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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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愈当澄心定虑”，即是指心志应当专一；所谓“但求我身不苟取”，即是指不自欺欺人。二者均包含在“诚”字的涵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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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以士气旺盛最为宝贵。若要令士气旺盛，就必须培养将士的好胜之心，激发将士的进取之气。关于此，曾公在回复李幼泉的信函中云：“统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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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云：“军事兴衰，全系乎一二人之志气，故鄙意每望阁下暗为激励也。”（《书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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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常常用荣誉来激励将士，但亦认为，切不可培养其虚荣之心，否则只会滋生自私自利之念，而此明显有违诚实的原则。所以，曾公常常排斥热衷声名的心态。其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当兵勇，则思于兵勇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长夫，则思于长夫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将官，则思于将官中翘然而出其类；同为主帅，则思于众帅中翘然而出其类。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庚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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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杜绝虚荣自私之心，曾公将“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关键。曾公云：“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物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当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每日身处名利场中，而能不忮不求，真可谓大彻大悟！可惜此思想境界太高，非一般人人所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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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诫将士时，说理不能过于高深，措辞贵在简单易懂。今天担任军事或政治训导工作的人，大都懂得此道理。曾公当年亦曾言及，比如其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云：“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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