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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天下绝大事业,多从‘不忍’二字做出;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出。”(《批牍》卷三——《批管带义从营黄令元龄禀》)即是说,待人应当宽容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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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言,虽然多为做人之道,但其实即是治心之法。曾公云:“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日记》——庚申正月)通过以上训导之语,曾公的治心之法,即带兵之道,更加鲜明清晰。但其基本内容,依旧不外乎“择善固执”四字,即始终以“诚”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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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情紧急、军心惶惑之时,如果在指挥上偶尔不谨慎,则稍微一点差错就会搅乱全局;所以,此时应当沉着镇定,制定整体计划。曾公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函中曾云:“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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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时,若欲端正人心,扭转社会风气,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身作则,首先要求自己心正。对此,曾公在致曾国潢的信函中写道:“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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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愈当澄心定虑”,即是指心志应当专一;所谓“但求我身不苟取”,即是指不自欺欺人。二者均包含在“诚”字的涵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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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以士气旺盛最为宝贵。若要令士气旺盛,就必须培养将士的好胜之心,激发将士的进取之气。关于此,曾公在回复李幼泉的信函中云:“统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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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云:“军事兴衰,全系乎一二人之志气,故鄙意每望阁下暗为激励也。”(《书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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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常常用荣誉来激励将士,但亦认为,切不可培养其虚荣之心,否则只会滋生自私自利之念,而此明显有违诚实的原则。所以,曾公常常排斥热衷声名的心态。其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当兵勇,则思于兵勇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长夫,则思于长夫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将官,则思于将官中翘然而出其类;同为主帅,则思于众帅中翘然而出其类。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庚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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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杜绝虚荣自私之心,曾公将“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关键。曾公云:“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物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当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每日身处名利场中,而能不忮不求,真可谓大彻大悟!可惜此思想境界太高,非一般人人所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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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诫将士时,说理不能过于高深,措辞贵在简单易懂。今天担任军事或政治训导工作的人,大都懂得此道理。曾公当年亦曾言及,比如其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云:“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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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二节 论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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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训诫将士时,除激励志气、指导方略外,总是将严禁骚扰百姓列为首要准则。《劝诫营官四条》中的第一条即是“禁骚扰以安民”,具体内容为:“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住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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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大营中,曾作一首《爱民歌》,对于官兵应当如何爱护百姓,有非常细致的讲述。歌中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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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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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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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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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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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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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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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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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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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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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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