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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天下绝大事业，多从‘不忍’二字做出；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出。”（《批牍》卷三——《批管带义从营黄令元龄禀》）即是说，待人应当宽容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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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言，虽然多为做人之道，但其实即是治心之法。曾公云：“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日记》——庚申正月）通过以上训导之语，曾公的治心之法，即带兵之道，更加鲜明清晰。但其基本内容，依旧不外乎“择善固执”四字，即始终以“诚”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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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情紧急、军心惶惑之时，如果在指挥上偶尔不谨慎，则稍微一点差错就会搅乱全局；所以，此时应当沉着镇定，制定整体计划。曾公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函中曾云：“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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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时，若欲端正人心，扭转社会风气，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身作则，首先要求自己心正。对此，曾公在致曾国潢的信函中写道：“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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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愈当澄心定虑”，即是指心志应当专一；所谓“但求我身不苟取”，即是指不自欺欺人。二者均包含在“诚”字的涵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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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以士气旺盛最为宝贵。若要令士气旺盛，就必须培养将士的好胜之心，激发将士的进取之气。关于此，曾公在回复李幼泉的信函中云：“统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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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云：“军事兴衰，全系乎一二人之志气，故鄙意每望阁下暗为激励也。”（《书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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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常常用荣誉来激励将士，但亦认为，切不可培养其虚荣之心，否则只会滋生自私自利之念，而此明显有违诚实的原则。所以，曾公常常排斥热衷声名的心态。其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当兵勇，则思于兵勇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长夫，则思于长夫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将官，则思于将官中翘然而出其类；同为主帅，则思于众帅中翘然而出其类。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庚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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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杜绝虚荣自私之心，曾公将“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关键。曾公云：“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物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当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每日身处名利场中，而能不忮不求，真可谓大彻大悟！可惜此思想境界太高，非一般人人所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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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诫将士时，说理不能过于高深，措辞贵在简单易懂。今天担任军事或政治训导工作的人，大都懂得此道理。曾公当年亦曾言及，比如其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云：“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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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二节 论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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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训诫将士时，除激励志气、指导方略外，总是将严禁骚扰百姓列为首要准则。《劝诫营官四条》中的第一条即是“禁骚扰以安民”，具体内容为：“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住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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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大营中，曾作一首《爱民歌》，对于官兵应当如何爱护百姓，有非常细致的讲述。歌中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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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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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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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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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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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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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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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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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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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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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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