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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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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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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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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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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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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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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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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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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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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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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强调爱护百姓，曾公本人曾经有所解释。比如在致其弟的信函中写道：“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家书》卷七——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又写道：“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予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卷同上——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即是结合自己的事业，认为行军打仗，每日皆以杀人为业，已经有违人道，所以不得不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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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回复刘詹崖的信函中写道：“侍家世寒素，深知一粒一丝之匪易。近年从事戎行，每驻军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与将官委员告戒，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书礼》卷十三）即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深知百姓生活艰难，军队的骚扰会雪上加霜，所以不得不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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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曾公在致吴竹庄的信函中写道：“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获名誉者亦在此。”（《书札》卷九）即是从名誉的角度出发，因为爱惜军队的声望，唯恐士兵骄横，所以不得不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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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松坡曰：“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采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是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又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讟。仁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见《曾胡治兵语录》）此段论述对曾公所言相得益彰，实在值得所有掌握军权者牢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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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谋攻篇》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败；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曾公戎马倥偬十余年，对自己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之所以能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大功告成，虽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知己”二字确实是根本。下面我们将对此略作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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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三节 论湘军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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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亲自创立湘军，并带领其征战四方，所以对湘军的长处与短处，自然了如指掌。曾公在批复唐桂生的禀文时写道：“我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至我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书札》卷十七）即是说，湘军的优点，全在于团结互助、协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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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湘军的缺点，曾公在回复黄莘农的信函中云：“河、淮以北之民，赋性刚劲，耐寒习苦，囊裹干糇，且行且食。以该处之兵，办本地之贼，必可得手。若敝部皆衡、湘之士，狃于南方风气，不惯面食，冬则风帽皮衣、炭盘手炉，刻不能离。罗、李名将，亦不免于冬烘气象。……至勇丁安静不扰，甲于他处，而文弱不耐劳苦，又常常告假思归，禁之不可，刑之不听。……其不可强之北征者，势使然也。”（《书札》卷九）即是说，湘军虽有其特长，然而一旦离开故土，便难以适应，暴露出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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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之所以能够团结互助、协同一致，曾公在其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湘军志》中的记载即是明证，如：“……杭州陷，寇分犯徽州，张运兰先以疾归，其弟运桂领军城守。朱品隆、唐义训还军赴援。品隆、义训尝合屯，不相能，及俱出军，隙益甚。品隆至城下，寇来战，军将不支。义训按兵不相救。国藩闻之，大怒，谴让义训曰：‘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彼此相顾也。湘军将虽有仇，临阵未尝不相援，故有晨参商而夕赴救者。私怨，情也；公事，义也。尔独不闻知乎？朱镇危急，三促出军而不肯应，是乱湘军之制，而湘军由此败坏也。不急改者，将谁容汝？吾行军十年，视将士如子弟；至于执军法以诛败类，必有余矣。’又下檄品隆问状。义训、品隆惭惧相悔谢，同上书谢：请自今辑睦。于是一月七捷，徽州围解。”（《曾军后篇》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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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的创立，原本是为弥补绿营军的陋习。鉴于绿营军在作战中往往“败不相救”，曾公在训练湘军时，特别寄以“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期望。湘军队伍里之所以充满互助精神，正是缘于此。而朱品隆、唐义训二人，因为彼此间的嫌隙而几乎破坏湘军的制度，若非曾公对其殷切训诫，谁能挽救当时的危急形势？所以说，湘军内部彼此协助，曾公实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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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称湘军不宜北征，也许是曾公的托词，但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曾公所言。曾公在致其弟曾国潢的信函中写道：“吾细察湘军柔脆，实难北征。一渡淮水，共食麦面，天气苦寒，必非湘军所能耐。”（《家书》卷六——咸丰九年十月初四日）可见，称湘军不宜北征，此说法并非不恰当。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公在剿捻时，不用湘军而用淮军，虽然当中有种种原因，但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左宗棠率领湘军西征，剿灭陕甘回乱、成功收复新疆，此乃特殊情况，自然不能以常理论之。假如行军作战与气候、水土毫无关系，那么拿破仑作为世界名将，为何率数十万大军却会兵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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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除不宜北征外，唯一的短处就是士卒大多不能吃苦。关于此事，曾公在回复黄莘农的信函中已略有提及。而曾公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所言更能切中要害。如：“吾楚水陆诸军，士卒多不耐苦，大是短处。将帅亦皆煦煦爱人，少英断肃杀之气。来书谓罗、李晚节，皆失之宽正，不独罗、李为然也。”（《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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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除具备互助精神外，另一优点则是本性善良，通情达理。从朱品隆、唐义训二人服从曾公的训诫、谢罪立功一事中，我们便能有所体会。曾公在回复刘蓉的信函时，对湘军的优缺点，有更加详细的说明，如：“湘勇佳处有二：一则性质尚驯，可以理喻情感；一则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其不佳处亦有二：一则乡思极切，无长征久战之志；一则体质薄脆，不耐劳苦，动多疾病。”（《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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