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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光明磊落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总而言之，曾公在论及军事与舆论的关系时，其观点不外乎“尽其在我”而已，正如俗语所谓“止谤莫如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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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用兵，若想避免舆论指责，固然以严明军纪、勤于操练最为重要，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曾公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云：“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军律不可骚扰；二曰奏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尝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柁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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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诚能不骚扰、不讳饰、不散乱，三者问心无愧，则成败一听诸天，齮龁一听诸人而已。”（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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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更能说明，曾公虽然拥有极为丰富的军事学识，但其根本观念，简而言之，不外乎一“稳”字与一“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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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八章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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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曾公文艺批评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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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诗文属于文学范畴，而书法属于艺术门类，所以，此处所谓“文艺批评”，即是指曾公在诗文与书法方面的见解。曾公自从于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即有志于钻研诗文与书法。后来，虽然政务繁冗，军事纷杂，但从未放弃对诗文及书法的学习。所以，曾公在诗文与书法方面拥有非常多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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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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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探讨曾公有关文学方面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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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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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最初赞同“文以载道”的说法。比如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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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杨、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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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公对崇道贬文的观念，则颇不以为然。所以继续写道：“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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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远行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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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件文学作品，都包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而一件优秀的作品，不仅应当具备正确的思想、丰富的情感，以充实其内容，而且应当拥有美妙的文字，以完善其形式。曾公此时虽然局限于“文以载道”之说，但并不赞同“崇道贬文”的观念，由此说明其见识并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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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自身学识的不断增加，曾公开始突破“文以载道”之说的局限，不再赞同文与道应当合二为一的主张，而是认为文与道其实可以彼此独立存在。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昌黎《原道》、曾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思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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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热衷理学之人，曾公却并不认同“崇道贬文”的观念，单凭此点已经足以称奇。然而不仅如此，曾公竟然进一步主张文学可以脱离道德而独立存在，并认为只有将文学当中理学的迂腐气息清除干净，方才能够开拓出一番崭新的文境。其见解之超卓，思想之奇特，以我之见，毫不逊于唯美主义者王尔德（Oscar Wilde 185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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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张道与文应当彼此独立，所以曾公曾认为古文“不宜说理”。比如曾公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写道：“见示诗文诸作，质雅劲健，不盗袭前人字句，良可诵爱。中如《书西铭讲义后》，鄙见约略相同。然此等处颇难着文。虽以退之著论，日光玉洁，后贤犹不免有微辞。故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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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文不宜说理，并非指古文中不应当含有理智的成分，而是说不应当专门讲道学家所讲的“理”。如果文章中专讲道学家所讲的“理”，则必定如清教徒说教一般，千篇一律，索然无味。近来有不少革命文学作品问世，但其中一些说教气息太浓，只重理论而不重情致，只重内容而不重形式，结果难以赢得读者的青睐。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为美国左派文坛上的健将，其所作的《屠场》，十分之九的内容为具体的叙述，但其余十分之一则全是抽象的理论，于是大大降低其文学价值，成为普通的宣传品。可见，“不宜说理”一语，不仅适用于过去的文学作品，同样亦适用于现代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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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但反对“崇道贬文”之说，敢于提出文学独立的主张，而且认为文章应能反映作者本人的个性。其在回复刘蓉的信函中写道：“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与文俱至。吾辈欲法孔、孟，固当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各视乎性之所近。……若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为然，恐亦未必果为笃论也。”（《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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