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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在用字选词上十分讲究，但既不赞成一味模仿甚至剽窃前人之作，又不喜欢使用生僻之字、艰涩之句。此主张令庸俗之辈大感震惊。曾公在回复陈右铭的信函中云：“仆昔备官朝列，亦尝好观古人之文章。窃以自唐以后，善学韩公者，莫过于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数家之作而考其风旨，私立禁约，以为有必不可犯者，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尊。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称人之善，依于庸德，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尤多。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贬人之恶，又加慎焉。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冲决，陈义芜杂，兹足戒也。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竟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严。明兹数者，持守勿失，然后下笔，造次皆有法度，乃可专精，以理吾之气。”（《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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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从未学过文法学、修辞学的人，曾公竟然在字的活用、词性的变化上深有见地，而且在行文修辞的原理与原则上亦有独到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世间不乏研究文学的人，其中不少在文法、修辞等方面，知识要比曾公丰富，但若论自创新说而不因循守旧，却不多见。由此可见，曾公的文学造诣何等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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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于用字、造句、分段、谋篇的方法，基本都是为追求文章的外形美，即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所谓的“坚车”。至于文章的内容，曾公不仅认为要具备一定的精神意趣，更主张行文要有围绕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曾公在《笔记》中写道：“友人钱塘戴醇士熙，尝为余言李伯时画七十二贤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笔。面目精神，四肢百体，衣褶靴纹，皆与其鼻端相准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而取势，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鳞身蛇躯之诡趣，皆自其鼻端一笔以生变化，而卒不离其宗。国藩以谓斯言也，可通于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其所载，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杂著》卷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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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非可以彼此独立，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不仅文章的内容可以决定其形式，而且文章的形式亦可以限制其内容。优秀的文章不但应当内容充实、形式完美，更应当使内容与形式合理搭配、相得益彰。曾公在《日记》中写道：“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有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庚申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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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曾公的此段论述，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其中所谓一种文体的内容与形式应当相统一，以实现文章的或阳刚或阴柔之美，却是不可动摇的至理。曹子桓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亦是认为，不同的文体，在立意与遣词造句上，应当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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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基本偏重于古文的写作方法。至于如何作诗，曾公亦曾论及。如：“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赵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寄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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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之前，必须先熟读古人的诗集，“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此说法固然为不刊之论，但是古人的诗集如此庞杂，我们究竟该从何处入手，倒似乎是一个难题。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云：“诗之为道，各人门径不同，难执一己之成见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汨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家书》卷二——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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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诗时，不但“须看一家之专集”，更应当随各自“人性之所近”——曾公所提倡的此种学诗方法，实在让人赞叹，值得推崇。曾公曾编纂有《十八家诗钞》，其中曾公最喜爱的大家为“唐之李、杜，宋之苏、黄”（见《圣哲画像记》）。结合曾公在学诗方法上的主张，我们便可以从中了解到曾公本人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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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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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本人个性倔强，在评论诗文时，亦往往将拥有倔强不驯之气作为优秀诗文的标准。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云：“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论字亦然。”（《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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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不仅注重气势，亦注重趣味。之所以重视诗文的趣味，可能是因为曾公平日里为政事与军务所缠身，生活缺少闲适之趣，于是借诗文中的趣味以作调剂。所以说，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对气势的注重与曾公本人的性格有关，而对趣味的注重则与其日常从事的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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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诗文的趣味时，曾云：“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家训》卷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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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古文时，曾经引用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所谓阳刚之美，大致偏重于气势；所谓阴柔，则大致偏重于趣味。说法虽不同，意思却一样。姚鼐在评论古文时，只将优秀作品的风格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曾公则更进一步，认为：“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日记》——癸亥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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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一两个字来概括文章的风格，往往太过粗略，不能让人透彻领会，于是曾公在《日记》中特意展开详细的阐述：“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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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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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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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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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杨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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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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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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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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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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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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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虽然偶尔夹有主观见解，但常常也能作出客观的评价。欲作客观的评价，需要先有一定的评价标准。曾公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写道：“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二者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文集》卷四）由此可见，曾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确实有客观的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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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顿（Moulton）曾云：“批评如一判官：彼下判词，以判别艺术之工拙，及其较优较劣之处；彼先定下正确之原理而指其瑕疵；彼所坚持之标准，能使彼作数种艺术品之较量。如是，则常被人称为有价值之批评。”（见莫尔顿所著《文学之近代研究》）若按照莫尔顿所说，可知曾公的文学评论属于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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