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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本人个性倔强，在评论诗文时，亦往往将拥有倔强不驯之气作为优秀诗文的标准。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云：“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论字亦然。”（《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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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不仅注重气势，亦注重趣味。之所以重视诗文的趣味，可能是因为曾公平日里为政事与军务所缠身，生活缺少闲适之趣，于是借诗文中的趣味以作调剂。所以说，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对气势的注重与曾公本人的性格有关，而对趣味的注重则与其日常从事的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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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诗文的趣味时，曾云：“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家训》卷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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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古文时，曾经引用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所谓阳刚之美，大致偏重于气势；所谓阴柔，则大致偏重于趣味。说法虽不同，意思却一样。姚鼐在评论古文时，只将优秀作品的风格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曾公则更进一步，认为：“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日记》——癸亥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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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一两个字来概括文章的风格，往往太过粗略，不能让人透彻领会，于是曾公在《日记》中特意展开详细的阐述：“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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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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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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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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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杨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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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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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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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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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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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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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虽然偶尔夹有主观见解，但常常也能作出客观的评价。欲作客观的评价，需要先有一定的评价标准。曾公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写道：“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二者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文集》卷四）由此可见，曾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确实有客观的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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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顿（Moulton）曾云：“批评如一判官：彼下判词，以判别艺术之工拙，及其较优较劣之处；彼先定下正确之原理而指其瑕疵；彼所坚持之标准，能使彼作数种艺术品之较量。如是，则常被人称为有价值之批评。”（见莫尔顿所著《文学之近代研究》）若按照莫尔顿所说，可知曾公的文学评论属于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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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古文时，以具备才力气势与叙述描写真切为评判标准，与近来所谓“判断的批评”十分相合，同时与近来所提倡的“力的文学”与“描写个性的文学”亦有相似之处，我们应当对此加以仔细体会。至于曾公在评论古诗时，认为有声有色才算满意之作，即是说，文学作品应当兼具音乐之美与图画之美，文学创作不但是“心的艺术”，而且是“耳的艺术”与“眼的艺术”。曾公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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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虽《文选》、韦、孟以后诸作，亦复尔雅有余，精光不足。杨子云之《州箴》《百官箴》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渊渊之声。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自韩公而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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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注意古诗的声色，而且注意文章的声色。比如在致吴子序的信函中写道：“退之论文，先贵‘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陆士衡、刘舍人辈，皆以骨肉停匀为上。姬传先生亦以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四者并称。阁下之文，有骨无肉，似宜于声色二字，少加讲求。”（《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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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诗的形式而言，曾公注重声色；就古诗的意境而言，曾公仍重视闲适之趣。曾公在致李眉生的信函中云：“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从胸襟着工夫，读之但觉天机与百物相弄相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如陶渊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陆放翁之七绝，往往得闲中之真乐。白香山之闲适古调、东坡过岭后之五古，亦能将胸中坦荡之怀，曲曲写出。”（《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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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亦云：“国藩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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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诗文时能够注意作品的闲适意境与格律声色，可知曾公既不是载道派文人，亦不是载道派批评家。曾公总是以美学原则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与近来所谓审美的批评家略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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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批评，在于用美学原则来说明文艺价值；判断的批评，在于用设定的文学原则来衡量文学价值。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相通之处。“昔姚鼐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杨雄，曰韩愈，曰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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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作为品衡文人及其文艺作品的标准，此种文艺批评方式，既可以称为审美的批评，亦可以称为判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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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美偏重气势，阴柔之美偏重趣味，对此前文已有言及。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固然重视气势与趣味，但并非仅重视此两方面。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极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家训》卷下——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由此可见，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常常以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方面作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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