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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本人个性倔强,在评论诗文时,亦往往将拥有倔强不驯之气作为优秀诗文的标准。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云:“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论字亦然。”(《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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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不仅注重气势,亦注重趣味。之所以重视诗文的趣味,可能是因为曾公平日里为政事与军务所缠身,生活缺少闲适之趣,于是借诗文中的趣味以作调剂。所以说,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对气势的注重与曾公本人的性格有关,而对趣味的注重则与其日常从事的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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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诗文的趣味时,曾云:“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家训》卷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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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古文时,曾经引用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所谓阳刚之美,大致偏重于气势;所谓阴柔,则大致偏重于趣味。说法虽不同,意思却一样。姚鼐在评论古文时,只将优秀作品的风格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曾公则更进一步,认为:“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日记》——癸亥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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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一两个字来概括文章的风格,往往太过粗略,不能让人透彻领会,于是曾公在《日记》中特意展开详细的阐述:“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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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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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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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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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杨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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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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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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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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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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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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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虽然偶尔夹有主观见解,但常常也能作出客观的评价。欲作客观的评价,需要先有一定的评价标准。曾公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写道:“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二者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文集》卷四)由此可见,曾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确实有客观的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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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顿(Moulton)曾云:“批评如一判官:彼下判词,以判别艺术之工拙,及其较优较劣之处;彼先定下正确之原理而指其瑕疵;彼所坚持之标准,能使彼作数种艺术品之较量。如是,则常被人称为有价值之批评。”(见莫尔顿所著《文学之近代研究》)若按照莫尔顿所说,可知曾公的文学评论属于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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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古文时,以具备才力气势与叙述描写真切为评判标准,与近来所谓“判断的批评”十分相合,同时与近来所提倡的“力的文学”与“描写个性的文学”亦有相似之处,我们应当对此加以仔细体会。至于曾公在评论古诗时,认为有声有色才算满意之作,即是说,文学作品应当兼具音乐之美与图画之美,文学创作不但是“心的艺术”,而且是“耳的艺术”与“眼的艺术”。曾公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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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虽《文选》、韦、孟以后诸作,亦复尔雅有余,精光不足。杨子云之《州箴》《百官箴》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渊渊之声。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自韩公而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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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注意古诗的声色,而且注意文章的声色。比如在致吴子序的信函中写道:“退之论文,先贵‘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陆士衡、刘舍人辈,皆以骨肉停匀为上。姬传先生亦以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四者并称。阁下之文,有骨无肉,似宜于声色二字,少加讲求。”(《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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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诗的形式而言,曾公注重声色;就古诗的意境而言,曾公仍重视闲适之趣。曾公在致李眉生的信函中云:“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从胸襟着工夫,读之但觉天机与百物相弄相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如陶渊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陆放翁之七绝,往往得闲中之真乐。白香山之闲适古调、东坡过岭后之五古,亦能将胸中坦荡之怀,曲曲写出。”(《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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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亦云:“国藩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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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诗文时能够注意作品的闲适意境与格律声色,可知曾公既不是载道派文人,亦不是载道派批评家。曾公总是以美学原则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与近来所谓审美的批评家略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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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批评,在于用美学原则来说明文艺价值;判断的批评,在于用设定的文学原则来衡量文学价值。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相通之处。“昔姚鼐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杨雄,曰韩愈,曰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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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作为品衡文人及其文艺作品的标准,此种文艺批评方式,既可以称为审美的批评,亦可以称为判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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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美偏重气势,阴柔之美偏重趣味,对此前文已有言及。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固然重视气势与趣味,但并非仅重视此两方面。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极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家训》卷下——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由此可见,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常常以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方面作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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