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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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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但爱读《史记》，而且更爱读《庄子》。关于曾公对《庄子》的喜爱以及从《庄子》中所受的影响，前文已经述及。另外，在其《求阙斋读书录》卷五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曾公对《庄子》的批评。如：“庄子自以为游方之外，不婴世凶。余读《养生主》《人间世》等篇，其持身涉世，用心亦何苦也！其曰‘虚舟不忤’‘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与齐偕入，与汩俱出’，反复言之。岂诚忘机哉？使诚忘机，则不复言机矣。《越世家》载其不救陶朱公之子，亦机心之为之也。姚惜抱责之，非过也。”庄子最能领悟自然之趣，但却依旧不能丢弃世俗之心。假若不熟读《庄子》，怎能有此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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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陆宣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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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对《史记》《庄子》作出恰当合理的评价，而且同样能用公允的态度看待《陆宣公集》。比如：“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及。”（《鸣原堂论文》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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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所写的奏议类文章，为世人所称道，但仅仅因为喜用骈句，而为古文家所排斥。曾公师法韩昌黎，仰慕桐城派，堪称一位优秀的古文大家，然而竟如此推崇陆贽的文章。此种态度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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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韩昌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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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最喜欢韩愈的文章，在其《日记》与《读书录》中，对韩愈文章的评论非常多，其中最著名的几则为：“二日内，觉于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韩文实从杨、马得来，而参以孔、孟之义理，所以雄视千古。”（《日记》——壬子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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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日记》——庚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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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日记》——壬戌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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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日记》——辛亥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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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价，均能抓住韩愈文章的精髓。由此约略可见曾公在学习韩愈文章时的勤奋，以及所受韩愈文章影响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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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杜少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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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章而言，曾公最推崇韩愈；就诗而言，曾公则最赞赏杜甫。曾公在《日记》中写道：“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向。”（癸卯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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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杜诗五古，观其笔阵伸缩吐茹之际，绝似《史记》。忆古人有谓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记是东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己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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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杜诗五古，古人妙处，只是造句之法变幻无穷，故终身无一复句，犹之《毛诗》无相袭之调也。昔尝以作古文宜用杜诗造句之法；近来久未温习及此矣。”（己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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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杜诗五古，爱其句法瘦劲，变化通于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为之耳！”（庚午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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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诵杜、韩七古颇多，似有会于古人沉郁顿挫之意。”（丙寅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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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知言、养气”外，曾公对杜甫诗作的评价，大多针对其遣词造句与谋篇布局而言。因为杜甫学识深厚，所以其诗作的精炼之处多反映于字句之间。杜甫不仅在文学方面造诣非凡，而且在为人方面，胸襟博大，眼光高远，令平常之人难以企及。我们从曾公所谓“知言养气”的评价中，便可以知晓。另外，曾公在所作的《黄仙峤前辈诗序》中亦称赞杜甫道：“昔者尝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劳一世以事诗篇，追章琢句，笃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观昌黎韩氏称之，则曰‘流落人间者，太乙一豪芒’，而苏氏亦曰‘此老诗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蕴于胸而未发者，殆十倍于世之所传，而器识之深远，其可敬慕又十倍于文字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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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东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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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对杜甫之诗、韩愈之文有深刻见解，而且对苏东坡诗文的评价，亦能鞭辟入里，绝无空虚浅陋之见。曾公在《日记》中写道：“日内于苏诗似有新得，领其冲淡之趣、洒落之机。”（辛酉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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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辛酉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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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经在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后，写过一则跋语：“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事，切实精当，又善设譬喻，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辄以譬喻明之。如《百步洪诗》，首数句设譬八端。此外诗文，亦几无篇不设譬者。此文以屠杀膳羞喻轻视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于构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而适为人人意中所有。古今奏议，推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人为超前绝后。余谓长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义理，文忠明于人情。”（《鸣原堂论文》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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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苏东坡如此高的评价，不禁给人以苏东坡的诗文完美无暇之感。但通过读曾公的《求阙斋读书录》，我们可以得知曾公对苏东坡并非全用溢美之词。曾公曾指出苏轼《石钟山记》中的一处错误，其言如下：“自咸丰四年十二月，楚军水师在湖口为贼所败，自是战争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复钟。彭侍郎玉麟于钟山之顶建立昭忠祠，乃知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求阙斋读书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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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苏东坡的《上皇帝书》，亦褒贬参半，如云：“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士，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于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此文虽不甚浅，而典、显二字，则千古所罕见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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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东坡的《续丽人行》一诗，曾公则批评道：“心醉二句，拙；孟光二句，腐。”（卷同上）由此可见，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并不人云亦云，而是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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