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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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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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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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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杨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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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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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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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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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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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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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虽然偶尔夹有主观见解，但常常也能作出客观的评价。欲作客观的评价，需要先有一定的评价标准。曾公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写道：“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二者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文集》卷四）由此可见，曾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确实有客观的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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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顿（Moulton）曾云：“批评如一判官：彼下判词，以判别艺术之工拙，及其较优较劣之处；彼先定下正确之原理而指其瑕疵；彼所坚持之标准，能使彼作数种艺术品之较量。如是，则常被人称为有价值之批评。”（见莫尔顿所著《文学之近代研究》）若按照莫尔顿所说，可知曾公的文学评论属于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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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古文时，以具备才力气势与叙述描写真切为评判标准，与近来所谓“判断的批评”十分相合，同时与近来所提倡的“力的文学”与“描写个性的文学”亦有相似之处，我们应当对此加以仔细体会。至于曾公在评论古诗时，认为有声有色才算满意之作，即是说，文学作品应当兼具音乐之美与图画之美，文学创作不但是“心的艺术”，而且是“耳的艺术”与“眼的艺术”。曾公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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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虽《文选》、韦、孟以后诸作，亦复尔雅有余，精光不足。杨子云之《州箴》《百官箴》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渊渊之声。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自韩公而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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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注意古诗的声色，而且注意文章的声色。比如在致吴子序的信函中写道：“退之论文，先贵‘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陆士衡、刘舍人辈，皆以骨肉停匀为上。姬传先生亦以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四者并称。阁下之文，有骨无肉，似宜于声色二字，少加讲求。”（《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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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诗的形式而言，曾公注重声色；就古诗的意境而言，曾公仍重视闲适之趣。曾公在致李眉生的信函中云：“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从胸襟着工夫，读之但觉天机与百物相弄相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如陶渊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陆放翁之七绝，往往得闲中之真乐。白香山之闲适古调、东坡过岭后之五古，亦能将胸中坦荡之怀，曲曲写出。”（《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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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亦云：“国藩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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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诗文时能够注意作品的闲适意境与格律声色，可知曾公既不是载道派文人，亦不是载道派批评家。曾公总是以美学原则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与近来所谓审美的批评家略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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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批评，在于用美学原则来说明文艺价值；判断的批评，在于用设定的文学原则来衡量文学价值。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相通之处。“昔姚鼐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杨雄，曰韩愈，曰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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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作为品衡文人及其文艺作品的标准，此种文艺批评方式，既可以称为审美的批评，亦可以称为判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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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美偏重气势，阴柔之美偏重趣味，对此前文已有言及。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固然重视气势与趣味，但并非仅重视此两方面。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极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家训》卷下——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由此可见，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常常以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方面作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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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写道：“余昔年钞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四属；拟再钞古近体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尝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之类，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余钞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戊辰四月三十日）此亦为曾公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作为诗文评价标准的明证，只不过在评诗时，又增添机神一项标准，所以与评价文章时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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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的“机神”，与王渔洋所谓的“神韵”十分相似，与近来所谓的“灵感”亦有相同之处，大概是指作品内容来自创作者的直觉，充满创作者的情感，同时具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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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云：“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始知《硕人》但颂庄姜之美盛，而无子兆乱已在言外；太叔于田，但夸叔段之雄武，而耦国兆乱已在言外。曹、阮、陈、张、李、杜往往有之。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高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曹、鲍、杜、韩往往有之。”（《日记》——甲子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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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最高之境”，即是指“机神”而言。近来欧洲文坛上兴起的所谓暧昧派或达达主义者，其文学创作的原则有两点：一为亲切（Intimacy），即文字表述生动形象；一为暗示（Revelation），即文字表述充满弦外之音。与“机神”之说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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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评论文章时，对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等四点特别重视，曾经编纂有《古文四象》一书。其在寄曾纪泽、曾纪鸿的信函中云：“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家训》卷下——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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