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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经在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后，写过一则跋语：“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事，切实精当，又善设譬喻，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辄以譬喻明之。如《百步洪诗》，首数句设譬八端。此外诗文，亦几无篇不设譬者。此文以屠杀膳羞喻轻视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于构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而适为人人意中所有。古今奏议，推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人为超前绝后。余谓长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义理，文忠明于人情。”（《鸣原堂论文》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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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苏东坡如此高的评价，不禁给人以苏东坡的诗文完美无暇之感。但通过读曾公的《求阙斋读书录》，我们可以得知曾公对苏东坡并非全用溢美之词。曾公曾指出苏轼《石钟山记》中的一处错误，其言如下：“自咸丰四年十二月，楚军水师在湖口为贼所败，自是战争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复钟。彭侍郎玉麟于钟山之顶建立昭忠祠，乃知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求阙斋读书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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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苏东坡的《上皇帝书》，亦褒贬参半，如云：“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士，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于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此文虽不甚浅，而典、显二字，则千古所罕见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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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东坡的《续丽人行》一诗，曾公则批评道：“心醉二句，拙；孟光二句，腐。”（卷同上）由此可见，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并不人云亦云，而是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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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阳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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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经称赞韩愈、苏轼的文章具有光明俊伟之气象，对于王阳明的文章，同样有此赞誉。曾公云：“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广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鸣原堂论文》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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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震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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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文风，稍远而言，乃效法唐宋八大家；稍近而言，则师承明代归有光。所以曾公对归有光的文章，亦曾论及。比如其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写道：“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所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自周诗有《嵩高》《蒸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词而徒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借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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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归有光，曾公既有赞扬亦有批评。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曾公在评论文学作品时，能够意识到作品的时代价值，领悟到环境对作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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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对归有光的文章，还有如下一则评论：“读震川文数首，所谓风尘中读之，一似嚼冰雪者，信为清洁，而波澜意度，犹嫌不足以发挥奇趣。”（己未六月）即是认为，归有光的文章，其优点在于文从字顺，言之有序。但不足之处则是其所写内容多为故乡的琐碎往事，虽然娓娓动听，但终究缺乏宏阔壮大之气。然而，若非因为归有光家境贫寒，屡试不中，其文章的意境怎会如此？曾公将归有光文章的缺点归因于环境，可谓是宽厚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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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姚鼐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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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巨子，向来是指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四人而言。在曾公眼中，归有光、刘大櫆均有不足之处，但方苞、姚鼐二人则几乎无可指摘，备受赞赏。曾公在致吴南屏的信函中写道：“……《与欧阳筱岑书》中，论及桐城文派，不右刘、姚，至比姚氏于吕居仁，讥评得无少过。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姚氏则深造自得，词旨渊雅。其文为世所称诵者，如《庄子章义序》《礼笺序》《复张君书》《复蒋松如书》《与孔撝约论禘祭书》《赠撝约假归序》《赠钱献之序》《朱竹君传》《仪郑堂记》《南园诗存序》《绵庄文集序》等篇，皆义精而词俊，夐绝尘表。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又尝自诩为才弱矣。其论文亦多诣极之语。国史称其‘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扶其微而发其蕴’。惟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要以方氏以后，惜抱固为百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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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信中，对姚鼐文章的评价非常得当。最后称“方氏以后，惜抱固为百年正宗”，可谓对方、姚二人推崇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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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南屏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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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一信函中云：“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真吾乡豪杰之士也。”（《书札》卷九）又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云：“大集古文，敬读一过，视昔年仅见零篇断幅者，尤为卓绝。大抵节节顿挫，不矜奇辞奥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其中闲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如《说钓》《杂说》《程日新传》《屠禹甸序》之类，若翱翔云表，俯视而有至乐。国藩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于尊集数数遇之。故编中虽兼众长，而仆视此等尤高也。”（《书札》卷二十七）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曾公已被吴南屏的文章大大折服。而吴南屏之所以不愿屈身于桐城派门下，大概正是因为其文学造诣确实非同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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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是曾公对十位文学大家的评论。其实，曾公对文学名家的评论文字还有不少，而从上面所摘录的点评中，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曾公评论文学作品的宗旨：起初基本针对文章的遣词造句方面，之后则将思维延伸至作品文字之外，既不固执己见，亦不人云亦云。曾公能够对名家作品做到“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正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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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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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文学评论，皆就文学别集或专集而言，至于文学总集，曾公亦曾有所品评。除曾公本人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外，中国过去的文学总集，以《文选》与《古文辞类纂》最为著名。曾公在致其子曾纪泽的信函中云：“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王两家之书，则知眼前所用之字，凡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皭’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尔看《文选》，能从此二者用心，则渐有入理处矣。”（《家训》卷上——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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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训诂精确”“声调铿锵”，正是汉魏时期文人的写作风格，亦是曾公对《文选》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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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古文辞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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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函中云：“《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体固是有伦有序。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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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其《杂著》中又云：“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选《古文辞类纂》，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窃见其中亦小有疵误，兹摘举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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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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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司马迁《自序》中，述其父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诸家互有得失，而终以道家为本。此自司马氏父子学术相传如是，其指要则谈启之，其文辞则迁之为之也。在《自序》篇中，仅文中之一段，故无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为一篇，而标其目曰《论六家要指》，失其义矣。迁作《五帝本纪》《夏本纪》，所引《尧典》《禹贡》等书，尚多改经文之旧。此述其父之语，岂独无所删改？且如《管晏列传》中，管仲自述感鲍叔之言，岂得遽录以为管仲之文？《淮阴侯传》中，韩信说高祖定三秦一节，岂得遽录以为韩信之文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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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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